南京保卫战背景
战役背景
参战中国军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方面在上海的不断挑衅，深感位于上海的日本驻军是对于整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巨大威胁，为了确保民国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和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日战争获得国际间的注目，并希望借由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华北的进攻。
8月1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投入70万部队，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30万兵员左右。日方从战局僵持到后期登陆杭州湾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
国民革命军在面临前后夹攻因此下令全线撤退，10月末决定迁都，11月，仍留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也移至武汉。
至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临命600号（统制线）”，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苏州、嘉兴连结之线以东，只扫荡上海附近之敌，不准进取南京。9日，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江阴保卫战对阻击日军海军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松井石根在未报请日本统帅部批准的情况下，下令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南京。12日，上海全部陷落。13日，日军舰15艘入长江。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任职命令24日才发表）。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并表示“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24日，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苏嘉线工事可能发生作用，故各机关及私人撤退，无一定计划，及至京沪战事急转直下，若干人已无法撤退。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战大纲》，决定12月上旬进攻南京。[2] 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指第5号（第二统制线）”，废除临命600号统制线，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区域扩大到无锡、湖州一线以西部分地区。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
纪念南京保卫战76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在南京举行
中新网南京12月5日电 (卢辉 朱晓颖)12月5日上午，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纪念南京保卫战76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来自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市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炮兵学院、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战士及后代、殉难将士遗属代表共2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李德平副主任主持了此次座谈会。
【时政】南京纪念南京保卫战76周年 老兵讲诉亲身经历
12月5日，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兵程云（右）和李高山（左）一同参加南京保卫战座谈会。当日，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纪念南京保卫战76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围绕南京保卫战的相关历史进行了热烈而又充分的讨论，一致认为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誓死不屈，虽败犹荣，英勇抗敌、抵御外侮的抗争精神，不怕牺牲、誓死卫国的豪迈气概、浴血奋战的爱国壮举，是全中国军民的共同光荣和骄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1937年12月5日，南京保卫战外围战斗正式打响。中国守军在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指挥下，誓死保卫南京，在紫金山、雨花台、光华门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朱赤、司徒非、易安华、程智等10余位将军壮烈牺牲，10000余名爱国将士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
南京保卫战76年纪念 老兵祭奠阵亡战友
今天（7号）是南京保卫战76周年纪念日，光华门南京保卫战遗址公园迎来了一位特殊游客，江西籍抗战老兵吴春祥，在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的帮助下，96岁的吴春祥老人重回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缅怀牺牲的战友，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早晨9点半，空气中还透着一丝凉意，吴春祥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光华门的南京保卫战遗址公园，望着不远处雾气腾腾的秦淮河水面，老人幽默地和记者开起了玩笑，看得出，76年后返回南京，老人十分开心：“今天心情呀，特别好，特别好，我有生以来，96岁了，南京的老百姓呀，关爱我们老兵，特别高兴。”
南京保卫战战役影响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战争纪念
国家公祭日
日军占领南京后，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中国南京市人民政府为铭记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而筹建。位于中国南京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原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的万人坑。1985年8月15日落成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