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凭借其优势的海上力量，接连攻陷中国沿海重镇，1858年6月（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约定第二年正式换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条约中的苛刻条款相当不满，咸丰帝认为“万难允准”，希望英、法等国能放弃这些条款，同时为防英、法舰队再次入侵，清政府任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组织大沽和京东防务。
英、法等国政府对从《天津条约》获得的权益并不满足，认为应当借换约的机会再次挑起战争，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利益。1859年6月，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前往北京，而是在舰队保护下直闯禁止外国船只进入的大沽口，并拆毁中国军队布设的障碍，中国守军奋起还击，第二次大沽保卫战由此爆发。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过程
大沽炮台曾在第一次大沽保卫战中失守，《天津条约》订立后，英法军队从天津撤走。受命筹备防务的僧格林沁立即整顿军队，添设大沽海口水师，并在第一次大沽之战被毁的炮台、营盘的废墟上新建防御设施。南北两岸各建炮台3座，共安火炮60门，其中12000斤大钢炮2门，万斤大钢炮9门，5000斤钢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设置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并加强了伪装。为加强翼侧的防御，在北塘地区整修了炮台，火炮增至24门，对北塘以北的营城亦设兵防守。在天津以东30余里的双港附近新建炮台13座，安设1200斤以下大小钢铁炮各81门，大大加强了纵深防御。
1859年6月17日，英、法联军舰队在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下到达大沽口外后，立即进行武装挑衅活动。贺布派康墨雷尔舰长和翻译孟甘越过拦江沙，向清军投递信件，要求三日内开放一个入口，以便公使溯河去天津。18日下午，英舰8艘，乘风潮之势直入白河内。乘夜暗，曳倒拦江铁戗4架。
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先期到达的联军舰队会合。清政府为防备英、法联军重新夺取大沽炮台，要求英、法、美三国公使在大沽北部的北塘登陆，由清政府派兵保护，进京换约。并且命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亲到北塘迎接英、法、美三国公使，又命令沿途地方官吏备办供应，妄为照料。在北京正阳门外预备宽敞房屋三处，作为三国公使的住处。
然而，英、法侵略者一口拒绝从北塘登陆，狂妄叫嚣：“定行接仗，不走北塘”，贺布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原定6月24日发动进攻，由于美国公使要求等待美国舰队一同参加，决定把进攻发起的时间展延到25日。
6月25日黎明，英、法侵略军向大沽发起攻击。贺布亲率联军舰艇12艘（英国浅水蒸汽炮舰11艘，法国浅水蒸汽炮舰1艘），从拦江沙向海口开进。计划是：炮舰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手占据有利阵位，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炮舰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 到下午2时，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以舰艇数艘排除水中障碍物，开辟通路。其余军舰排列在旁，进行挑衅。在此过程中，守卫大沽炮台的中国官兵全部进行了隐蔽和伪装，炮台上偃旗息鼓，一位参战的英国士兵曾这样回忆到：“所有炮台象怪物似地沉睡在沙岸上，听不到它们的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什么旗帜”。[2] 直隶总督恒福再次派遣官员拿照会劝说使节由北塘登陆换约。英、法侵略军拒绝接受照会。
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舰队向封锁海口的铁链逼进，并炮击两岸炮台。“然而一下子，就象变魔术似的，所有本来掩护着炮台大炮的草席都卷了起来，顷刻之间全部大炮一齐开火”[3] ，守卫炮台的清军将士开始猛烈射击，利用敌舰受阻于水中障碍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扬火力，不久多艘联军军舰被击伤，贺布本人也负了伤。到下午4时，包括旗舰在内的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其余参战的军舰也全部被击伤。联军见势不妙，遂竖起白旗诈降，一旁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那海军准将也急忙率舰队支援英法联军，经调整部署后，继续向炮台攻击。
下午5时，身负重伤的贺布下达登陆命令。英、法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英军勒蒙上校指挥下，分乘帆船、舢板20余只，利用舰炮火力作掩护，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首先夺取南岸3座炮台。侵略军登陆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杀伤，另一方面道路泥泞很难前进，同时遭到守军和由新河前来增援的满蒙骑兵的阻击，被迫后撤。是夜，英、法联军又继续进攻，清军在火弹照明下，英勇抗击，又给敌以重大杀伤。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彻底失败，残部一直溃逃到杭州湾。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过程
此次战役，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共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完全失去战斗力）、俘虏2艘，毙伤英军426人、法军14人，俘虏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华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清军阵亡38人，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联军的失败在于轻敌。舰队司令贺布少将在闯入河口后，就“认为他已稳操胜券”。僧格林沁也对这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垂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由于清军没有航速快、火力强的近代舰艇，因此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59年9月发表《新的对华战争》中，对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以“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就向中国寻衅了……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的评论，抨击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肯定了僧格林沁指挥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