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背景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第四次反围剿过程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第四次反围剿结果
1933年2月，敌中路军3个纵队约16万人，在陈诚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于乐安、龙骨渡、金溪等地集结，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已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红1方面军此时共有7万余人的兵力，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抚河，围攻南丰。陈诚急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1方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决战。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主动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兵力将敌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准备歼灭抚河西岸援敌之一部。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往东向黎川地区转移，即令其中路军三个纵队向广昌、黎川地区追求，迂回包围我军。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黄之黄陂地区，红1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在三天的时间内，红1方面军取得了一仗歼敌两个整师的重大胜利。 敌军两个师被我歼灭后，完全陷入被动，陈诚被迫调整其中路军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其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方向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而主力则向北移动。当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距100里，前后处于孤立态势时，红1方面军于3月21日，在草台冈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第11师大部。22日，敌第9师一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东陂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敌第11师被残后，陈诚的中路军其他各部纷纷后撤。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