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空战1938-1941
1938年11月8日，敌机18架首次空袭成都，在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投弹百余枚，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我空军曾起飞迎击。15日，敌机17架在成都外北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死1人，炸毁房屋1间。
1939年，敌机于5月8日、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轰炸了成都。其中，以6月11日轰炸造成的损失最大。是日下午7时30分，敌机27架从东北方向成品字形向成都袭来。早已接到情报在高空巡逻的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在大队长岑泽鎏率领下扑向敌机群，与敌机展开成都上空的第一次大空战，击落敌机3架、击伤数架。由于空战发生在黄昏，我空军捕捉目标不易，乃使敌机窜进成都上空，并在市中区盐市口一带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引起大火。是日，成都市民被炸死226人，伤五人，损毁房屋 4 700多间。被毁房屋中，除平民住宅和工商店铺外，还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学等文化机构。
1939年11月4日，敌重轰炸机54架分两批空袭成都。第一批27架，以纵队密集方式窜至我空军轰炸机基地——凤凰山机场投弹。第二批27架，以品字型密集的方式，窜至我空军战斗机基地——温江机场投弹。然后，两批敌机转向成都市中区投弹。是日，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分两批迎敌：第一批是第17中队、第27中队的苏制H－15战斗机14架，在成都至温江上空巡逻；第二批是第26中队的H一16战斗机6架，由副大队长王汉勋率领，在温江上空布防，第29中队的H－15战斗机9架，由队长马国廉率领，在成都上空布防。
当敌机第一批 27架轰炸机从 4 000米的高度进入我空军警戒圈时，被我空军第26中队的段文郁首先发现，立即发出攻击信号，率僚机石干贞从敌后上方的高空俯冲下去，作上下左右各方的猛攻。段文郁紧追敌机至成都东北70公里的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敌机 1 架。段文郁也遭敌密集火力攻击，腿部负伤，因失血过多，昏迷于机中，以致坠落于金堂县附近牺牲。 第29中队在成都郊外，与从西北向东南飞行的第二批敌机遭遇。第29中队副队长邓从凯率先扑向敌机群的领航机，经激烈战斗，将其领航机击落于简阳县三岔坝的观音桥约10余公里的山坡上。事后，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派刘景轼前往敌机坠落现场对飞机残骸进行检查。刘景轼组织民工将残机抬运至仁寿县文公场，再由汽车运回成都，并将在机上检查到的文件、地图及3张图片亲自交给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经有关部门翻译查核，证实邓从凯所击落的敌机为敌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奥田喜久大佐的座机。奥田喜久大佐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之王”，是被中国国民党空军在空战中击落的最高指挥官。邓从凯在攻击奥田喜久大佐的飞机过程中，亦遭数架敌机围攻，身负重伤，飞机撞在仁寿县向家场的一棵大树而英勇牺牲。邓从凯是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生前曾创击落敌机3架半的纪录（另一说是5架人1940年初，日本为了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迫使中国人民投降，制定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陆海军联合空袭作战计划，妄图通过对我大后方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恐怖性轰炸，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1940年日寇对成都的大轰炸，主要集中在5、7、10这三个月中。5月18日和19日，敌机连续两次夜袭成都，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林日尊在18日空袭结束返航时，因夜色茫茫，坠落于成都东门外狮子山殉职。7月24日午后，敌机36架空袭成都，投弹135枚，轰炸区域为城东一带，炸死103人，炸伤114人，房屋被毁3425间。是日，我空军在空战中击落敌机1架。
进入10月，敌机对成都的轰炸达到高潮。4日，敌轰炸机27架，在27架战斗机掩护下，于9时左右侵入成都市上空，由北较场一直轰炸到新东门城墙，投弹33枚，炸死我平民32人，炸伤79人，损坏房屋 139间。由于 1940年9月 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制造的零式战斗机与中国国民党空军交战，致使我空军在重庆壁山空战中损失惨重。我空军为减少无谓牺牲，保存实力，不得不采取在敌机空袭时起飞避警的方法，避免与敌机正面交锋。
当日，我空军本与敌机交战。中国国民党空军第18中队飞行员王其在起飞避警时，因发动机故障，未能跟上队伍，遭3架敌机围攻，坠落于双流县境内的大腰塘殉职。石干贞在双流上空遭敌机两架攻击，交战中被敌击落阵亡。
5日，敌机36架再次袭击成都，投弹48枚，轰炸区域为今成都剧场一带。炸伤47人，炸死50人，损毁房屋551间。
12日午后2时，敌机29架来犯，投弹101枚，轰炸区域为皇城暨西北城区，炸死 114人，炸伤 95人，损毁房屋 1272间。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
27日午后2时，敌机21 架来犯，投弹100枚，轰炸区域为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一带，炸死32人，炸伤26人，损毁房屋897间。市国立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王铭章上将的铜像基石被炸。
11月26日，敌机 53架分 3批空袭成都。中国国民党空军轰炸总队和空军士官学校的飞机奉命疏散。战斗机则分3群飞向巩崃以西待命，途中与敌机群遭遇，发生战斗，我机被击落5架。飞行教官万应芬、分队长王自洁、飞行员刘文林、石大陆，轰炸总队军官附员李维强、邢达等牺牲。
至1940年底，中国国民党空军仅剩下各式飞机65架，而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场上继续保持数百架的绝对优势。中国国民党空军实际上已无力抵抗日本空军的进攻了。
1941年3月14日，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据报敌机20多架已飞过沱江向成都侵来，遂令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的H－15战斗机11架、第五大队的H一15 战斗机20架起飞迎战。我机群与敌机群在崇庆、双流上空遭遇，当即发生空战。此役，由于情报有误，以为敌无零式战斗机护航。结果，在我机群向敌轰炸机编队发动攻击时，敌整整一个中队的零式战斗机突然出现。空战结果，我机被击落8架，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牺牲。是役，是中国国民党空军自抗战以来，在空战中又一次最大的损失，仅次于“九一三壁山空战”。
至此，中国国民党空军的主力飞行员 85%以上已经损失。事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无力被撤职。第五大队被撤消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带“耻”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国国民党空军的奇耻大辱。
1941年7月27日，敌机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点。当日，敌机分别从运城机场和汉口机场起飞108架飞机。分4批，每批27架，对成都进行连续轰炸。被炸区域主要为调堂街、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一带，中弹街道达82条。日机共投弹 358枚，炸死 575人，炸伤 632人，毁坏房屋 3 585间。这是自抗战以来，成都遭敌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8月11日，敌机又利用月光两次夜袭成都。晨5时10分，敌侦察机1架、战斗机9架轰炸机7架侵入成都市区，并低空攻击太平寺、凤凰山机场。当敌机转至温江、双流机场扫射时，在温江附近与我无名大队第29中队的4架飞机和第四大队的1架飞机遣遇，发生空战。是役，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而自己损失惨重，被击落4架。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第四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分别在温江、华阳、新律、仁寿等地被击落阵亡。我机场上也有7架飞机被炸毁。
8月31日，敌机27架空袭成都。此后，日本大本营为了筹划对美作战，遂结束了1941年的夏季攻势。9月2日，敌海军第11航空队撤回原基地。9月12日起，敌陆军航空队也停止了对内地的攻击。
成都空战击落日本“轰炸之王”
1939年11月4日，成都上空爆发了一次抗战史上令人难忘的空战。中国空军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带伤起飞，单机冲入日军轰炸机的密集火网，直扑敌领队长机，一举击落日军航空兵名将、海军大佐(死后追晋少将)奥田喜久司乘坐的三菱G3M中型轰炸机，自己也在此战中壮烈殉国。
此役，中国空军邓从凯(2903号机)和26中队段文郁(2609号机)战死，日方承认我军击落日本海航中型轰炸机4架。
事后，中国方面在奥田喜久司座机中找到了他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护身银佛等遗物，我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樊建川先生至今保存着奥田座机的一块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