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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

杨得志(1911-1994),原名杨敬堂,湖南株洲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1911年1月3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三望冲一个铁匠家庭。少年时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武装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并随部队到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任红军第11师通信警卫排排长、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参加了吉安战斗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2年后任红军第45师新编第93团长、红1军团第7师20团团长、第一师一团团长职务。曾率领队伍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守敌;继又组织“十七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到陕北后,任红1师副师长。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1937年春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杨得志回忆录》。

杨得志简历

杨得志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武装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并随部队到井冈山[4] ,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起任红4军第11师通信警卫排排长、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参加了文家市、吉安战斗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2年后任红15军第45师新编第93团长、红1军团第7师20团团长、第1师1团团长。曾奉命率红1团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受到总部的表彰,并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曾指挥红1团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守敌;继又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山城堡战役。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8年任第344旅副旅长和代理旅长,带领100余人翻越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与689团会合后,取得全歼伪军扈金禄部的胜利。随后于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率部在冀鲁豫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曾连克曹县、定陶,全歼两县城的反动武装,并接连发起讨伐国民党石友三、丁树本等部数万顽军,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以“掏老窝”的战法,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同时组织部队和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天灾人祸,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返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

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1和第2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正太和青沧战役。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保北、清风店战役。11月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指挥石家庄战役,开创了夺取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指挥冀热察和察绥战役。平津战役中,率部围困、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另2个师。后率部参加太原战役,继又进军西北,参加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参加修建宝(鸡)天(水)铁路(即陇海铁路的盲肠段)和屯田垦荒。

1954年回国,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1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继续书写英雄传奇。

198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由杨得志接任;杨得志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杨得志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著有回忆录《横戈马上》、《为了和平》。

中央军委对杨得志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杨得志同志从1980至1987年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八年,这一阶段,我军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组织指导部队顺利进行了百万裁军;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部队建设,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在实现军队建设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在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杨得志

抗日战争

杨得志出身贫寒,参加红军前没上过学,只是1937年上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过,这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唯一一次学习深造。作为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特别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争实践,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和作战。在反“围剿”过程中,他体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直南(即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3月,他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1939年3月下旬,依据这一方针,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他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4月下旬,他又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山东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250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1939年6月30日,杨得志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500余人,有力地惩罚了顽固派。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6月10日,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伪军2万多人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得志发动“活的人山”,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硬的不打,软的打”,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斗争,奇迹般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3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对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根据“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战术原则,杨得志率领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地区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7万多人,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1941年7月中旬,为了统一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起,杨得志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边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

1943年里,全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11月,在反击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的战斗中,杨得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他得知孙良诚的主力第4、第5军同时离开老巢——河南濮阳东南的八公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内部空虚时,果断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避敌主力,攻其虚弱,调集部队直插八公桥,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捣毁了敌人的首脑机关并俘虏了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一举击退了孙良诚伪军的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200多里的地区。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的大量心血。

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率部保卫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冀鲁豫边区的5年零3个月,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做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杨得志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我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我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当年9月,东北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率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北,寻机在河北境内歼敌。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敌人自北平、涿县、霸县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杨得志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以另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敌第16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5师等部。17日,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此时,石家庄守敌、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7师及敌第16军一个团北上,企图协同北平出援之敌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杨得志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六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200多华里,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此时的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杨得志的歼击目标,还在做着南北夹击我军的美梦。他以为我军主力都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石家庄老窝,所以毫无戒备。我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200余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进攻。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地插入敌阵,把敌人切割成数块。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两昼夜,全歼敌军1.3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奇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受到党中央的褒奖,并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模范战例。今天看来,清风店战役阻北袭南,与当时华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要创造并抓住这样的战机,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胆略啊!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赋诗:“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948年初,杨得志率杨罗耿兵团在河北安国地区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把战场引向蒋管区去”和“向外线出击,配合东北部队实行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进行了出击察南、转战冀东、跨平绥、战青康,牵住了傅作义的“牛鼻子”,拖住了他的主力不让其出关,配合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为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杰作,也体现他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雄怀壮志。

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是敌人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非常重视石家庄,令守敌苦心经营多年,建立了由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组织了严密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内外沟壕,并在上面架设电网,在当时可谓固若金汤。敌人狂妄地叫嚣,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我军还是首例。为此,杨得志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那时,杨得志作战有个习惯,他的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他总结的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近敌人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他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他采用多路围攻 、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军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战役发起后,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拔掉了蒋介石楔在我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1948年11月21日,朱德总司令电示“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特嘉奖全军。”解放石家庄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48年12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35军西进增援。而我军此举正是为了把敌35军调出北平,以便在城外打掉傅作义这块“心肝宝贝”。不久,傅作义发觉上当后,又令第35军火速东撤。毛泽东非常重视截住敌35军这步棋,把它看作是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罗耿兵团,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35军东逃之路,切断敌35军与驻怀来的敌104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塞外高原滴水成冰,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不避艰险,率部队连续强行奔袭6昼夜,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35军的突围,顶住了敌104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

1949年6月,杨罗耿兵团序编为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解放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就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对此,毛泽东在给西北我军的电报中专门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杨得志一方面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 ,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敌策划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企图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我军于兰州,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我军。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我军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彭总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我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2、第19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的第1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堵住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由于部队轻敌,在实施侦察性攻击时失利。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组织部队分析原因,迅速消除了思想障碍,找到了对策。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再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总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进军,杨得志那横戈马上的生涯,又多了一份过关斩将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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