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

就在红军败退的11月21日，成都《华西日报》以“西线剿匪苦战经过战事激烈空前未有”为题报道百丈的战况：

此次回师南犯之匪，共约五个军团，其指挥官为匪首张国涛陈昌浩等，自十七日起，我军正面已开始猛攻，是日因天阴雾浓，空军难以尽量轰炸，无大进展，十八日天气放晴，即进入激战状态，我军以大部猛烈冲击，结节前进，毙匪极众，我空军复全队出动，在鹤林场，廖家场，观音场，夹门关一带，掩护进攻，投弹百余发，该匪犹复顽强抵抗，与我军往复冲突，进出数十次，匪势消杀，我当进占鹤林场附近高地，是日夜仍在战斗当中，十九日晨九时，匪复以大部反攻，自晨至午，激战最烈，毙匪数千人，残匪极为狼狈，我军午后一时，确实占领白丈场，观音场，姑奴山等地，计十八十九日两役，匪我伤亡均大，尤匪徒被我官兵冲击，及飞机轰炸，死亡枕籍，详数正在清查中。盖此次匪集结大部，与我决战，较之过去战事，目标明显，故投弹命中，成绩最佳，机炮集中，射击效能亦极显著云。

11月22日，成都《新新新闻》如此描述大战经过：

此次赤匪乘我改编整顿之际，转锋回窜，自天权全芦山战后，即倾其全力越过雅河，进寇名邛，企图窜扰川西，肆其荼毒，势专力众，狼奔豕突，其锋之锐为历次战事所未有。我梁旅长国华率范师两团，自寒（14日）扼守名山城，阻匪东窜咽喉，一周以来，赤匪昼夜围攻，不遗余力，交通完全断绝，城中食品均用飞机接济，我梁旅凭城死守，鏖战数昼夜，杀匪不计其数，使匪卒不获逞。我刘总司令驻节邛崃，调集二十一军各师旅大部，及李其相（家钰）师之一部，由邛崃分道出击，将士均抱有我无匪之决心，计自17日起，昼夜苦战，几经荡决，自19日匪尽撤去围雅州及扼守飞仙关匪部，加入作战，白刃相接，我军前赴后继，不稍退缩，双方死伤如积，卒将匪力摧破，狼狈溃窜，我军乘胜进占黑竹关，百丈，鹤林场，观音场，新店子等处，倾我潘旅又将夹关占领，均为所椐之要隘也，双方战事极时，匪我参与，所有重伤军匪，赤匪均残杀无余，遗骸遍野，血肉狼籍，不忍目睹，于此可见赤匪之惨无人道，亦可见战事之异乎寻常矣，赤匪此次挟其全力，期在必逞，一改往日避实就虚之格调，故搏战为最激烈，而伤亡亦最甚……我军调集之部队，使用尤不及三分之二，而继调之薛岳孙震部，尚在行进中。

官方和媒体的报道都一致强调，红军此次的行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术，他们集中兵力摆开阵势进行决战，使川军的兵力火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战事之激烈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

而在中共方面，关于这一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零星的资料公诸于世。让这一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发言权的徐向前。他没有象经典的党史教科书那样把南下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张国涛一人，较为客观地讲述了南下作战的经过并承担了个人的责任。关于百丈战役的失败，他是这样总结的：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这一仗，双方都承认损失惨重，但具体数字却有多种版本。作者在这里采用徐向前的说法。他提供的数字是“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一万五千人对实力雄厚的川军无伤元气，就在这年的整军中川军裁军就裁了十多万，补充根本不是问题。而红军伤亡（也许说阵亡更确切-作者）的1万却是红四方面军、也是南下红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李先念在在战后写的《太和场、朱家场、夹关、百丈战斗之经过》中痛心地承认，“对牺牲的同志掩埋万分不够”。战后当局组织当地百姓掩埋遍布战场的遗骸，不少是红军川军拖到一起草草掩埋，留下众多“万人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恐怖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还能指认当年的尸坑。

转折点 刘文辉与红军-薛岳开始进攻-张国涛摊牌-饥寒交困-朱德的虱子-再上高原

徐向前说，“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

东出川西平原，解决南下红军的生存问题，是南下战役的基本目的。百丈的失败，使这一目的成为泡影。红军即而试图从南面出击。担任南线作战的是许世友的4军和罗丙辉的32军。在中路主力向邛崃大邑方向猛扑时，他们对雅安围而不打。雅安是刘文辉的老巢，红军和刘文辉之间的秘密关系再次得到证实。红军兵临雅安城下时，城里的富户逃亡一空，军官们穿着士兵的衣服成天喝酒打牌，随时准备一旦红军攻城即行逃命，红军却从未攻城。红军主力百丈决战失败后的11月23日，4军部队饶过雅安南下荥经，守城的刘文辉部一个营听到枪声就跑，荥经县长吕琨致告状说，“匪军四人追官军达二三十里，（官军）伤亡七人而无一还击。”红军轻而易举拿下荥经。随即红32军翻越大相岭与刘文辉部在大渡河畔的汉源相持。红军在刘文辉控制的地区几如无人之境。

将红军打回“山上”去以后，刘湘便稳住阵脚，与红军对峙成“冬眠状态”。蒋介石当然知道川军靠不住，12月初，薛岳率6个师的中央军从南面向雅安荥经方向压了过来，经激烈交战红军不支，12月14日向北退却。至此，红军东出南下皆无可能，不得不放弃原先的计划，沿邛崃山脉的天台山、蒙顶山和青衣江以北建立起一道300里长的防线，屏护以天全芦山为中心的占领区。

事到如今，张国涛依然气壮如牛。12月5日，他在天全县一个叫陈家窝的小院子里给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令对方“不得冒用中央名义。”陕北方面这才知道张国涛已另立中央，但基于红军主力仍然在其手中的事实，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继续与之周旋。

为了在这一带立足，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芦山建立了以傅钟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在几乎所有能刻写的地方-碑石、牌坊、桥头、院墙上留下无数标语口号，宣传队的女队员们到处演唱自编的歌曲：

（苏武牧羊曲）穷人发财万不能，自己没田地，钱从何处生，当工农和士兵，都是我穷人，一天累到黑，累得一身痛，说到衣食住，都是烂襟襟，吃的面汤住的破屋想起好伤心；……拥护苏维埃，跑去当红军，怕你再有钱，叫你去卖粪，你的好田你的好地拿来大家分。

无奈的是这片狭小的地区无法供养数万红军。以红军军政中心芦山为例，当年全县人口不过四五万人，平常年间粮食仅勉强能够自给。这年6月中央红军到芦山，7天之间征集粮食20万斤。百丈战役之后驻芦山的南下红军达3万之众，几乎和当地人口相当，还就地征集粮食向高原转运，到次年2月实际上已无粮可吃了。徐向前写道：“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

1936年1月，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张国涛自立的中央，一起迁移到了芦山的任家坝一个十分隐蔽的小村子，为的是躲避飞机的轰炸。村子虽然地处偏僻却有好些个建筑讲究的院子，村民被全部迁走，有整团的警卫守护。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的调解，张国涛自立的中央改称西南局，陕北的中央改称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张国涛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成天飞来飞去的飞机就够他受的了。他到清源乡大板桥村主持召开四川省第一次全苏代表会议，刚一开会飞机就擦着山头飞来，把代表炸死几个。年届50历经挫败的朱德作风依旧。四方面军老战士董洪国回忆说，总司令在任家坝的大会上作报告，正当大家听得聚精会神之际，他突然一句“不忙”，然后不紧不慢地伸手从棉衣里抓出一只虱子，在面前的桌子上掐死，讲着讲着又摸出一个，一边掐一边说“又消灭了一个”，……

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的才北上的红军，被迫放弃付出惨重代价夺取的根据地，第二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这是张国涛早就看中的地方。此时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已从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别了，我的故乡，

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

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

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

把我的热血和头颅，

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

…………

别了，我的故乡，

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

从此长征去，

奋勇杀贼誓死不休，

尚得凯旋重聚首，

再行握手，

诀别之悠悠！

-现芦山双石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遗址存红军干部彭家模题壁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后记

南下红军的根据地雅安市曾经有众多幸存的老红军，他们有的是受伤后留下的，有的是来不及转移的，有的则是主动留下-或者叫逃兵。2005年作者到这里采访时，尚存的已经寥寥无几，上里古镇年届90的陈仁邦老人是其中一位。红军到这里时，他和哥哥一起参军。他还能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他说当年连队指导员做战前动员时说，打到成都后，他们看上哪个女同志-红军中的女兵，可以和她结婚，“结果打到黑竹关就走不动了”。他的连队出发时80多人，回来20多个。他给作者看他膝盖上的伤疤，说是飞机子弹打的。后来部队撤退翻夹金山时他没有走，在一个藏族妇女家里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故乡。他说他哥后来当了师级干部，不过从来没回来过。家乡人都晓得他当过红军，他却没享受过红军的待遇。上里曾是南下红军一个重要据点，这里的许多古迹因为红军在上面刻了标语而幸存，如今当地政府正在化上千万资金“打造”古镇旅游，老人希望建一个红军纪念碑。据作者了解，当地政府尚无此规划。

家住百丈月儿山的83岁（2005年）老人胡光普，亲眼见过当年打仗的情景。他见到作者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现在才晓得啊！”，口气中颇有些不平。他说他活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记者来问红军打仗的事。他说这里仗打得最凶，红军伤员集中在一条叫铁厂沟的小弯弯头，血把沟水都染红了。“打完仗遍地都是死人，有红军也有郭师长（郭勋祺）范哈儿（范绍增）的兵。保长命令埋人，各家地盘上的各家埋，死人身上的东西归自己。我那年13岁，也参加了埋人。川军身上有银圆，红军身上只有布襟襟（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红军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衣服都是些杂件，臭哄哄的，头发多长。好多人都把红军川军拖到一个坑头埋，有人给我说要把他们分开埋，不然他们到阴间还要打架，我就把他们分开埋的。有一个姓肖的红军在我家住过，对人很和气，我在死人里面认出他，单独给他起了一个坟，年年给他烧香。”他带作者去看他埋红军的地点和“肖红军”的坟，坟因为近年改茶园给平了，他说他还要找地方再起一座。

年近七旬的前副乡长陶清秀在百丈地区的胡大林长大，从能记事起就听老一辈讲“打霉老二”的故事。她带着作者走过昔日的战场，访问亲眼见过那场战争的老人，讲述“从小上山割草打柴放牛”就听了许多的故事，指点淹没在荒草密林中的战壕和埋葬红军的红军的“万人坑”。她说，红军在胡大林和川军激战三天三夜，留下数以千记的尸骨。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红军到这里来，在陶河沟一片冬水田前泪流满面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年在这里死了好多人！没人记得喽……。她对这段历史“无人知晓”耿耿于怀，化了很大工夫，于2005年5月写成“胡大林的战斗的纪实”，还附有自绘的地图。她说她已是“太阳落山的人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血的历史”。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芦山县是南下红军的根据地中心。1987年3月，徐向前给拟建的芦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题写馆名和碑名。时至2005年底，题词还陈列在芦山县博物馆，而纪念馆、纪念碑尚无踪影。

2004年中宣部规划的“红色旅游”线路中，留下上万红军尸骨的百丈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