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

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担负着总司令之责，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件，指出：“天全、庐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一带地形，与绥靖，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路隘战，大大的不同了。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金汤、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大之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他强调，“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且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是拜物主义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忠告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第一块硬骨头-飞机的打击-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芦山是进入川西平原的门户，有多条通向名山、邛崃、大邑的捷径，为堵截红军南下必守之地。攻打芦山的是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他们从夹金山冲下，将杨森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进入芦山之前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森的部队已经弃城而逃，芦山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杨森的部队是逃了，一支强硬的川军主力部队却到了。

接防芦山的是刘湘嫡系21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是跟随刘湘多年的悍将。这场恶战整整打了10天。当年成都《新新新闻》的一位女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芦山十日血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斗实况。

该女记者（未署名）10月29日从成都出发，先是乘车到雅安，然后步行前往芦山（其时芦山尚无公路-作者）。记者“未到芦山城以前，在途中就发现了无数的难民，拖儿抱女，牵牛带羊，背包挂伞的不断向后面逃去”。即而“看见许多戴蛋壳灰军帽的军队”列队向后方退走。记者挖苦道：“就以他们勇往向我方背进的精神，那些匪人也当被他们骇退”。

这些败兵是杨森的部队。记者到芦山后，发现原本有几千户居民的芦山城，“到我进城的时候，恐怕只有穷不可以言状的的破落户几十家罢了。”县长王作宾也溜之大吉。

师长杨国桢对前几天兵败对记者的解释是，“匪以饥军来犯，必然有一股锐气。这回因战略关系，将宝兴等处放弃，拟挨匪之主力深入后，即以生力军痛击。”芦山城墙上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教导师督战官的旗帜，一面写着“前进者赏，后退者斩”。记者发现夜间的战斗最为激烈，枪炮声通宵达旦。往往是红军夜间夺取的阵地，白天又被守军夺回，夜里又被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争夺。守城的官兵对红军的战术很熟悉，称“匪人的惯技一般是晚上来摸我们”，“只要是能够沉着的打出去，他也就算了”。记者认为他们“的确能沉着迎战，匪人到了城墙下面都不理他，直到爬到城墙上的时候，才用刺刀把他夺下……”

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城外。芦山城北面有一段险峻的峡谷，徐向前的司令部设立在峡谷以北两河口的一所不起眼的民房里，峡谷以南是地形开阔的仁家坝。红93师在这里与教导师的章平安旅恶战数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的厉害，红军算是领教到了。记者描述：

“苦战到九时左右，我们的飞机来了八九架，不断地向匪轰炸，同时又用机关枪向匪扫射，匪在前面同我作战的，已经伤亡很大，由峡口来增援的两团兵力，在路上密集运动，那口的地势很狭窄，又没有掩蔽的地方，飞机看的清清楚楚的连掷几颗炸弹，把增援的两团匪炸得不剩几个。我军在金井阁的高地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就看见许多匪尸的手或足随着烟尘在空中乱飞，……”

芦山城池久攻不下，红军既而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集中25、88两个师的兵力，在青龙场重创驰援芦山的周重生、石照益旅，毙伤、俘虏5700余人，红军缴获甚多伤亡甚少，是整个南下战役打得最好的一仗。朱德亲自写了《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大加赞赏。刘湘则痛心疾首，给周重生、石照益记大过。

芦山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天全的失守。记者报道，战斗进行到第9天，也就是11月11日，“不详的消息是从飞仙关电话上通知的，说是守天全的模范师，已经于今早晨被匪人攻破了，……这可不好啊，天全是芦山的左后方，后方有事，芦山就危乎亦哉了”。但是杨国桢还在死守，早晨7时，督战官派参谋处长邓树人带领预备队“手持督战的大旗，直接带起出去冲去了。杨启文（杨国桢）面授的命令，是匪到那里就打到那里，那里有危险，就救那里的，前卫兵多带马刀，遇着后退的官兵，马上就砍在阵前”。但记者已发现“情况不妙”，当晚8点离开芦山。

这位女记者晚走一步结局便很难说了。这天夜里，芦山城被红军四面包围。第二天（12日）守军接“南总”潘文华命令向名山撤退。红军原来计划三天攻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它严重迟滞了红军的攻势，给了刘湘在后方调兵谴将的时间。

天全之战与郭勋祺 追兵赶过逃兵-土城战役实情-学过《资本论》的郭勋祺-红军乔装败兵攻城

天全之战后于芦山，攻克却早于芦山。攻打天全的是许世友的4军，张国涛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跟随4军前进。首先遇到的又是曾经防守大渡河泸定桥一线、以逃跑著称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此公虽然被蒋介石命令“严加查办”而被刘文辉保护下来，依然一如既往地见红军就跑。他的杂牌部队秋老天寒还没有棉衣，武器只有一半可用。而防守天全重要隘口紫石关的，恰恰又是弃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紫石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不亚于泸定桥，还有照蒋介石命令修的一串碉堡，结果被红军一个排就端掉了，剩下的事就是一路狂逃，耽误的时间是沿途抢劫。结果让红军的先头部队一直追进队伍里，操着四川口音“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那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

刚刚接防天全的刘湘的模范师完全是另一码事。该师是刘湘直接指挥的独立师，师长便是让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吃了败仗的郭勋祺。郭是川中宿将，绰号“郭莽子”（勇猛之意），当时他还是旅长。关于土城一仗，没有什么材料比胡秉章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3年12月）一文更为详实的了。胡当时是郭的参谋长，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数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退了”。实际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这两件事当时在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此战之后，郭勋祺晋升模范师师长。接着又晋升中将纵队司令，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不仅仍照刘湘的红军不入川就虚以应对的原则行事，而且照胡秉章的说法-从内心不愿和红军打仗。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事实上，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直避免与川军交火，而郭部在以后半年的追击战中，也“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和土城战役相比，郭勋祺的模范师在天全这一仗败得实在有点窝囊。防守天全的实际上只有郭师的一个旅，另外两个旅在芦山方向协防。11月7日，袁国瑞带着败兵跑到天全城外要求进城，在郭看来，让这些败兵进城无疑是一场灾难，不仅不会加强防守力量，只会动摇军心，下令拒绝他们入城。袁旅的败兵此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猛，无令自行地向郭的守军发起冲击。郭部开枪阻挡，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才好打红军”。袁国瑞见势不妙跳岩而逃。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则带着败兵，以骇人的气势冲向郭部的机枪阵地，“打垮了”守军，胜利地逃到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11月8日，红军在天全城外受到郭部的顽强抵抗。但此时败兵仍源源不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红军装扮的，给守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三天后郭勋祺在飞仙关向新新新闻的那位女记者谈到失败的原因时说：“友军在泸定方面失利败后，大概是小有损失。匪人前夜（9号）埃近城边的时候，穿的衣服完全是友军的衣服，口令符号什么都是相同的，当时我们以为是友军无疑，只是没有允许他们进城，喊他们在城外附近自己找个地点驻着，待明天天明后再说，殊知到了昨天（10号），他们就出其不备的把我们城外的警卫打了，跟着就涌进城，晓得他们是乔装来的时候，已经很混乱了，所以被（打了）一个凑手不及。”（《芦山十日血战记》）。

郭勋祺兵败天全，直接导致了芦山的失守，实在是有负重望。但他在后来的决战中却表现出色，应了他万不得以不和红军拼命的老话。他在黔北与胡秉章的那番话并非虚言，他和共产党的往来更是扑朔迷离。差不多10年前的1926年，他就因为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而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7年他任144师师长在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打得最好的仗之一。后来他又因在皖南与新四军交往甚密，为蒋介石所忌，1939年撤了他的50军军长之职。1948年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的俘虏，却又回川和中共地下工作者胡春甫等一起做川军的策反工作。建国后他成为“统战对象”，曾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

打到成都吃大米 陕北中央对南下战役的支持-张国涛大喜过望-南下红军吸引剿共兵力-刘湘唯有拼命-四方面军指挥员们的狂热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拿下芦山；倪志亮的右路纵队拿下天全；陈海松的左路纵队才一个师的兵力，因为遇到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已经打进邛崃县境。短短10多天的时间，红军已控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的一大片地区，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

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涛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涛的电报来往是很有趣的。双方互通情报，双方都在以领导者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处分我，明天我开除你，同时又不撕破脸皮，仍然称兄道弟。而眼下张国淘的底气更足，天、芦的胜利让他大喜过望，先前的顾虑已经扔在脑后。当日回电告诉对方，天全芦山已经拿下了。接着就教训道：“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

蒋介石原先判断红军会师后将会向西北方向运动。9月下旬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自任总司令，调集各路大军作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的分裂对他是个好消息，而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火速向成都开进。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此时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吸引到南下红军方面。张国涛后来说，他的南下计划“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不论这是否他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这都是一个事实。

然而这又为蒋介石控制四川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初蒋介石的参谋团到了重庆，刘湘把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到成都，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中央军进驻川西。现在中央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刘湘最后的地盘。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未打算让中央军直接投入作战。他把中央军集结在成都，让川军顶在前线。川军若胜，既借力打了红军，自身也难免消耗巨大；川军若败，中央将全面控制四川。或许后者是他更希望的结局。事实上他已在进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迁都重庆的准备，削弱乃至消灭四川的割据势力势在必行。

红军连下天全、芦山直逼川西坝子，这就把刘湘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上。如今，他的面前是气势汹汹的红军；身后是川军的老巢，还有刘氏家族的发祥地安仁镇；再后面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中央军。一旦战败，对他来说将丧失一切；对刚刚统一指挥的各路川军，则是倾巢之下无完卵，谁也别想再在这口“大锅”里捞一杯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