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夺权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失去的机会 张国涛改变主意-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人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1935年10月24日，5个军的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溃不成军，一路狂逃。一周后红军攻下了宝兴城，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了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部队进行了一次久旱逢甘露般的补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涛突然改变了主意。

战役刚刚发起5天的10月31日，他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