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甘肃的群众工作

甘肃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是长征部队到达最全、活动时间最长、行经地域最广的地区，在长征史上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红军长征经过甘肃途中，党领导红军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措施，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甘肃各族人民的大力拥护和支持。沿途群众为红军提供军需给养，大批陇上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和群众百折不挠，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全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坚固堡垒，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性的成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对红军克服困难、化解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保障了红军顺利北上并实现主力部队大会师。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从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开始，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大会师，再到红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红军的足迹踏遍了陇原大地。其间，各路红军队伍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保护群众利益，使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深入人心，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觉悟，赢得人民群众巨大的支持。

走出甘南的重要保障

1935年9月初，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的领导下，由四川巴西北部进入甘南。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坚持了北上抗日方针，明确了到达甘南后的任务，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后，红一方面军攻克由甘肃军阀鲁大昌3个团扼守的天险腊子口防线，打通了北上抗日的通道。

中央红军在进入甘肃南部之前，在川康藏区驻扎地区较广，红军在与藏族同胞接触的过程中，广泛宣传和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依照“八一宣言”和“毛儿盖决议”中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红军向全体指战员指出，长征中必然离不开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党和苏维埃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意义。在进入甘南藏区后，红军持续发扬优良传统，十分注意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广泛进行民族平等政策宣传，保护藏族人民根本利益，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和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动下，藏族群众对红军的态度由当初的敌视、躲避变为热情、支持。红军在经过迭部县尼傲峡时，白龙江上的木桥被国民党部队拆除，红军派翻译到尼傲村求助，20多名藏族群众应声前来，很快搭好木桥，还派出一人做向导，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同时，红军与甘南地区民族武装势力、宗教上层人士保持一种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红军尽力团结他们，争取得到理解和援助，减少长征的阻力、增加动力。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卓尼土司杨积庆对红军的支持，是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杨积庆曾经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畅谈过，了解红军北上抗日方针，受到中共“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等民族政策的影响，在中央红军到来之际，采取守土自保的策略且暗中对红军施以援手，对红军胜利攻占腊子口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935年9月7日，当红军先遣侦察部队到达卓尼土司辖境后，杨积庆即派密使传达指示，命令藏兵撤出防区，并将崔谷仓20余万斤的粮食留下。从俄界到腊子口近100公里，沿途均为深山老林、羊肠小道，要经过悬崖绝壁上的栈道，还要跨过3座凌空晃悠的索桥、穿越3处波涛汹涌的陡峡。可是，红军所到之处未遇一兵一卒阻挡，更让战士们高兴的是沿途还有无人把守的粮仓。这对于长途奔波、粮袋空空的红军来说，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途经卓尼土司防地，这一次，杨积庆公开站出来欢迎红军，双方互相交换礼物。杨积庆赞成抗日救国主张，让喇嘛们腾出寺院给红军当指挥部。在他的带动下，沿途头人组织群众热情欢迎红军，为红军当向导，送食物。红军攻克临潭县城后，杨积庆派人携带他的亲笔信和哈达、马匹、羊只、青稞酒等物品到临潭为红军庆功，表达与红军联手抗日的愿望。杨积庆对红军义无反顾的支持，体现了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责任感和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被称为红色土司，援助红军的事迹广为流传，影响着一代代人。

正因为出色的群众工作赢得了藏区各界人民的支持，红军才得以攻克天险腊子口，顺利走出甘南地区，摆脱雪山草地困境，坚持北上，进入新的发展局面。

“听来一路赞扬辞”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哈达铺是陇南比较富庶的镇子，一条小街，两侧是青瓦房。物产丰富，商铺多，贸易繁荣。党中央决定在哈达铺进行短期休整。

哈达铺为回汉民族共居地区，为争取群众支持，中央军委制定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毛泽东亲自向战士们讲解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求战士们尽量不要进村庄住宿，不要进入清真寺。红军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通过颁布告、贴标语、散传单、举行军民联欢等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及红军北上抗日的任务。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主动腾出屋子，送来柴火和开水。“义和昌”药店老板腾出他家后院的平房，邀请毛泽东、张闻天住进去。红军与当地群众融洽相处，在饮食、住宿、伤病员医治等方面得到群众的大力帮助，迅速恢复了体力，哈达铺成了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加油站”。

哈达铺休整期间，红四团部分干部和通信员、警卫员等找了一户人家，借用锅灶做饭，举行会餐时邀请房东参加。房东是一个谦和的长者，讲究礼议，刚开始有些拘束，连声说“红军先生，请”，后来喝了几杯酒，话就多起来。红军敬酒，他潸然泪下，解开紧扣的领子，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红军乃仁义之师，如此尊敬老百姓，自古至今实为不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们说：“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与乡亲们是鱼水之情！”当红军谈到在这里只是暂时借住，还要北上抗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时，老人家竖起大拇指夸赞红军队伍有志气，说中国有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就有希望了！红军再次向老人家敬酒，他激动地抖动着花白胡子，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连说：“祝红军北上抗日，旗开得胜！”老百姓的话，不仅温暖了红军战士的心，也显示出老百姓和人民子弟兵是一家人、一条心。看到红军军令严整、体恤百姓，哈达铺一位名叫张炯奎的清末秀才，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咏红军》诗：

仓皇无计欲何之，正是闻风丧胆时。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人言戳掠皆虚语，自悔潜逃反失资。瞥眼雷霆惊震后，听来一路赞扬辞。

诗句揭露国民党谣言的同时，反映更多的是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拥护，也是红军群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真实写照。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汇合。同月，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进入岷县，这是岷县继红一方面军之后迎来的第二批红军队伍，岷县人民觉得红军才是老百姓的希望。红军的第二次“造访”，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和无私帮助。寺沟乡扎地村农民周文廉捐粮1200斤，十里乡甘寨村农民冯守安捐粮1500斤，群众腾房子、蒸馍馍、送腊肉……为红军北上做了大量的物质准备。他们也积极支持扩红工作，3000名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血肉铸成坚固堡垒

1935年9月27日，陕甘支队抵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当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第二天凌晨，在榜罗镇小学附近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以及党支部书记会议，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同时指出全军要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整顿纪律，密切军民关系。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红军和人民群众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过程中，党领导红军不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切实保护群众利益。根据地颁布了以“十大政策”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努力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业全面发展。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不动员群众提供粮食，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注重设立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倡导移风易俗，提高群众觉悟。在廉政建设方面，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们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纪律，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做到了爱民为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扎实而有效，获得群众的广泛拥护，广大群众为根据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地群众踊跃加入红军游击队，华池县在1935年前，约有420人参加红军。1932年至1936年间，新正、华池两县有944人参加红军，578人参加地方游击队。南梁地区的歌谣唱道：“

上来些红军闹共产，南梁川里扎营盘。

打土豪来分田产，

咱们穷人把身翻。

跟上咱们的刘志丹，

为咱穷人打江山。”

这些歌谣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是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持根据地建设的真实写照。

1934年到1935年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反革命“围剿”，烧杀抢掠，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1934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南梁后，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转移的粮食、牲口等抢劫一空。在闫家洼子、牛旺台、九眼泉等地抓捕乡村苏维埃干部、共产党员以及群众40多名，集中在闫家洼子村毒打拷问。宣称：抓到习仲勋，赏洋2000块、马两匹；抓到贾生秀，赏洋1000块、马一匹。干部、党员、群众宁死不说，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任白杨珍、南梁枪械修理所红军战士李青山推倒在铡刀口，将铡刀狠狠地压了下去……国民党军队铡一个人，问一句话，面对血淋淋的屠杀，干部群众强忍着悲愤和锥心之痛，铁骨铮铮，坚强不屈。疯狂至极的敌人接连铡了6个人，都没有问出一句话，国民党军又挖了两个大坑，一层一层活埋了牛旺台农民侯福、张四等36名干部群众。红军和当地人民为了保卫根据地英勇献身、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铸就了革命的坚固堡垒，为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1935年10月下旬，长途跋涉的陕甘支队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及时补充了部队给养。农民秦满库一个人就捐出黄米、黑豆6石，牛6头，羊50多只。陕甘支队在甘肃境内转战的40多天，得到各族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坚持北上，经过多次战斗，加强部队建设，调整战略方针，完成长征落脚点的重大抉择，将革命大本营放在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会师路上恩情深

1936年10月，以不断扩大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在转战中，各路红军与群众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深情，得到群众的踊跃支持。

红军会师期间，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会宁县城经常被国民党军飞机轰炸。1936年10月9日上午，家在会宁县城东关的魏鸿儒前往设在邢家台子的红军总司令部帮忙抄写文件、书写宣传标语，他顺便带上了不满3岁的儿子魏煜。10时左右，魏煜和贴标语的红军小战士来到西门附近，忽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红军小战士大喊：“快躲开，飞机投炸弹了！”市民们听到喊声立即散开。可年幼的魏煜还在街头玩耍，这时炸弹已呼啸而来，危急关头，一位小红军战士飞身而出，将魏煜扑在身下。硝烟过后，小红军躺在了血泊中，孩子得救了。朱德总司令闻讯赶来，抱着小红军悲痛地说：“他是我的老乡，今年才14岁，12岁就参加红军，一家人都为革命牺牲了。”魏鸿儒随后跑来，从朱德总司令手中接过小红军的遗体，泣不成声。为报答小红军救命之恩，魏鸿儒把他埋在自家的祖坟旁边。魏煜长大后，生了3个儿子，魏鸿儒分别给孙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取意“继续长征”，希望后辈永远记住长征和红军血浓于水的恩情。在会师过程中，会宁群众援助红军筹集了粮食800万斤，猪、羊2800多头只，土布衣服6000余件。救治红军伤员2000多人，当地百姓也有500多人参加了红军。

河西走廊军民共患难

1936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之后近半年，西路军与马家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以2万余兵力对抗数倍敌军，经过古浪、凉州、山丹、永昌、临泽、高台、安西等地的浴血奋战，全军伤亡严重。1937年5月初，整建制400多人抵达甘新交界星星峡，脱离险境。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征战中，派出大批战士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发动群众，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建立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使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更多的了解。西路军的群众工作富有实效，部队得到人民群众不同方式的大力帮助，军民患难与共。河西地区各族群众自愿为红军缝补衣袜、抬送伤员，冒着危险掩护红军，为红军指引道路。安西县万佛峡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在西路军将士伤病交加、缺衣少食、疲惫至极的危困时刻，腾出道观供红军休养，还捐赠小麦二石、面粉200多斤、黄米六斗、胡麻油30斤、硝盐四口袋、羊三十只、骡子一头、马一匹。这些救命物资，给了西路军战士们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极大帮助，为他们与从新疆前来迎接的同志胜利汇合起了重要作用。郭元亨道士大义之举，是河西走廊群众支援西路军将士的缩影。

不论是率先由陕南西进甘肃的红二十五军，还是自川北进入甘南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在甘肃境内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不论是三路大军的胜利会师，还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无不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在转战甘肃的历程中，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严格践行群众路线，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工作，紧紧依靠群众，切实保护群众根本利益，深入群众宣传北上抗日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甘肃的影响，得到甘肃各族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援。这不仅使党和红军克服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及取得长征大转移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开创中国革命事业新局面、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