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孝的《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
曾记载了这样一段,在1956年,
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他在酒宴上的对话:
团长说:“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他回答:“亡命天涯,
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说:“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
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没想到他怒了:
“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
想当年在敦煌,
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
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
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
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
政府的钱是国家的,
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一个能随便答应用公款,
替我退还私人债务的政府,
实在连老蒋都不如,不回也罢!”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
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
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而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
“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然而等他到了台湾才20几天,
他又开始不爽国民党,又准备要走了。
因为当时台湾戒严,出境非常麻烦,
他看透了国民党的把戏,
觉得国民党太腐败,
一个把大陆都送掉的政府,
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能有什么好作为?
于是,他又开始搬到香港居住,
用他的话说:
那是当时中国“最自由”的土地了。
可等到他一到香港,
留在大陆的四个儿子,
就开始来劝他“弃暗投明”了,
应该回去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