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收笔,在1月26日先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去一电,重申集体安全,应对共同安全关切;然后在充分协调的基础上马上与作为其共同安全关切的俄罗斯通话,敲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签意向。
欧洲方向的顶层协调之后,拜登在1月27日马不停蹄地推进亚太方向:与日本首相通电话,从而确保在上台第一周兼顾欧亚两个战略方向。随后,拜登打电话的频率明显放慢。
个中原因,一是相比于欧洲方向,作为未来更为关键方向的亚洲似乎枝节更多,所以需要更长时间理顺;另一个是与俄罗斯续约的确迫在眉睫,必须快速协调好欧洲盟友,做到心里有底后赶快与莫斯科谈,随后则可以更有章法地推进。
于是,在与日本首相通话整整一周后,拜登在2月3日与韩国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通话,然后将并非“那般”盟友关系的印度安排在了8日。至此,拜登本人完成了与主要亚太盟友以及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期间所谓“印太四国”范围内的最高级别沟通。
从白宫公开的新闻简讯看,虽各有侧重,但这些电话基本上都强调了所谓的“地区安全关切”,重申了所谓“印太战略”以及其中的“四国框架”,并也毫不回避地谈及了中国因素。
从1月27日到2月8日,跨越了将近两周与亚太国家的沟通,应该说被拜登政府认为完成了最初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在这一系列动作的基础之上,2月10日(北京时间2月11日,农历除夕上午)提供了拜登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中美元首通话的“契机”。
二、外交团队电话秀的不同侧重点
在拜登以突出关键国家的方式稳步推进外交开局的同时,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团队也展开了更为活跃的行动,配合总统。
如果说拜登的电话日程反映的是其相对成熟的总体外交思路的话,其团队的对外联络则凸显了在不同议题上的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