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阵营主导的气候变化、地球危机论、人类危机论之后，要通过多边主义，各国协商来面对这个公共危机，对不对？
于是为了关于应对地球气候变化，各国开始了对减少碳排放量目标设定、各自碳排放量标准的接触与谈判。丁院士与柴静的辩论式采访就发生在争吵气氛非常激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后。
这个事情到我们中国头上，终于来到了西方阵营那次限制中国发展的综合性战略的第三步骤：不给中国合理公平的碳排放量，其实是为了限制未来的中国工业发展、经济发展。试图用碳排放量的规则标准，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
这才是西方那次限制中国发展的综合性战略的最终步骤。那个吊打柴静的辩论式采访中，丁院士重点说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而柴静所说的重点则是西方限制中国发展的综合性战略的前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当时环境保护与空气质量很差的事实，另一个是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各国配合减少碳排放量的科学论证。
丁院士说的是全局，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已经发现了那次西方阵营综合性战略对中国遏制的第三步：西方发达国家试图用碳排放量的规则标准，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具体指什么呢？
比如说，过去累积的碳排放量都不算了，从最后各国达成协议开始算，那我们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电气革命，中国工业化才几年哪？过去各国碳排放量都不算了，那我们以前是农业，英国美国同时期是工业，那我们中国不是很吃亏么？
比如说，达成协议后，各国碳排放量上限按照国家为单位算。那我们中国不是很吃亏么？我们人口十三四亿，欧洲人口加一起都没我们多。碳排放量按照国家来算，不按人均来算，这不就是耍流氓么？
从现在2020年的视角，再回头去看那场辩论，再回头去回顾，十几年前到几年前持续将近十年的中国空气污染，雾霾、PM2.5的舆论话题。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一环套一环。
柴静说的中国当时环境保护与空气质量很差的事实，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各国配合减少碳排放量的科学论证。这些都有说服力，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合理的理由，去接受西方当时的碳排放量的规则标准。
因为这样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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