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我说的这2.3亿人,是城市常住人口,并不包括2.8亿来回迁徙的农民工,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长期工作居住者,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由于2.3亿人没有“合法”的城市身份,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产业链的竞争和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城市建设和工厂企业,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换一批新的工人,有时候工人多到随便挑,但有时候加价一倍都招不到人。
尤其是很多城市白领和蓝领,也往往因为无法获得相应的身份,在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正是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做贡献的时候,不得不因为户籍主导的孩子上学考试等等问题,离开原来工作的地方,甚至回到老家,这对国家人才资源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一个程序员所做出的贡献,不是用简单的工资就能衡量的,因为这些程序员表面看上去是在某个企业打工,但其实参与的是中国跟国际社会的竞争,具体说是跟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竞争,正是由于这样成千上万的程序员,才使得中国有了跟印度IT产业,以及美国互联网巨头竞争的互联网等产业。
但在北上广深,能获得城市身份的程序员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干上几年,使劲加班,攒够了钱,在老家买个房子,就离开一线城市结婚生孩子去了,或者转行干别的工作了。
程序员仅仅是一个例子,中国还有大量的工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工学等等数以万计的人才,很多学科回到老家基本上是用不上的,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因为户籍和孩子教育等问题,在工作上妥协。这种劳动力的浪费无法用金钱来估量。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大学生回到老家或三四线城市,可以振兴乡村,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乡村振兴只能依靠两个逻辑,而不应该是一种因户籍政策等限制下的无奈之举。
乡村振兴第一个要靠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有巨大的财政能力,可以吸纳大学生公务员群体,然后委派到农村,由于公务员体系,本身的工作方向就是服务于国家政策,所以以公务员的形式进入农村的大学生,就不是人才的浪费,而是人尽其用,很多大学生以公务员的身份进入农村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理想,而不是无奈之举。
纵观世界上每个发展良好的国家,都会出现致力于公共服务的有志青年,这些青年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人才构成。
另一个是,乡村振兴需要城市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寻求单纯的乡村振兴,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4%,美国是85%,日本是93%,要知道一百年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50%,日本二战后的城镇化率也已经超过50%了。
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农村非常发达的原因,并不是人家有多么好的乡村振兴政策,而是人家有超级发达的城市,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常发达的公路、电信、管道等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然后城市里面外溢出来的资本、人才可以高效进入到了农村,乡村得以振兴。
所以,未来如何让这常住在城市的2.3亿人获得真正的确定性身份,以及提供相应住房和教育等资源供给,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应对美国新一轮移民狂潮活力的关键,毕竟中美之间人才和劳动力的竞争是最基础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