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会在回应国内各阶层诉求方面遭遇困境。”时殷弘认为，首先，共和党人仍掌握参议院多数、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大有缩减，制定国内立法受到掣肘。其次，拜登—哈里斯都是民主党中间派，但他们也依靠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今后不得不在国内政策方面向激进派作出妥协。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民主党激进派会提出“激进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求，会进一步疏离中产阶级多数。再者，新政府如果要弥合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分裂，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迁就白人草根等特朗普的选民基础。这样一来，他既要顾及民主党激进派、又要顾及白人草根，这是互相冲突的目标。最后，美国面临空前严重的疫情危机和经济衰退，政府财政能力正越来越差。
再看外交，可以从盟友关系、地区热点、“印太战略”和中美关系四条线索加以观察。
其一，新政府可能更侧重于修补和缓和盟友关系，而不是如何加固。吴心伯认为，姿态和言辞上，新政府会体现对同盟关系的重视、对盟友的尊重；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动辄“收保护费”“威胁撤军”。具体操作上，新政府应该会适当管控经贸摩擦。但是，会像奥巴马那样重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开展各种经贸谈判吗？可能未必，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仍然强烈。
时殷弘认为，新政府无法弥合跨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因为世界已经变了。受美国政治社会状况和世界局势变化影响，像奥巴马时期那样紧密的盟国关系不可能再现，民主党激进派排斥全球治理、多边主义。因此，新政府进行的修补也是局部的，关系回归最多只能回到半山腰。
其二，新政府有可能重回《伊核协议》，但在朝鲜问题方面可能会较为谨慎。吴心伯指出，《伊核协议》是奥巴马政府重要的外交遗产，要想解决伊核问题，目前没有比《伊核协议》更好的办法。这也是修复同盟关系的一个举措，因为欧盟方面一直坚持维护这份协议。对待朝核问题估计不像特朗普那样先营造气氛、再寻求突破。新政府的思路可能是只有双边关系取得实质性改善，才能考虑领导人见面等提升氛围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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