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世界观层面上，拜登及其团队秉持战后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路线。
而特朗普在2016年与共和党建制派分道扬镳后，便采取一套于此传统格格不入的做法，在特朗普及其现实主义政策顾问看来，正是自由国际主义传统造成了美国的“衰落”，美国想要再次“伟大”，就必须重返民族主义式的国家利益原则，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世界观投射在对华政策上，就形成了这样一套权力逻辑：中国试图利用美国的衰落称霸世界并在权力竞争中压倒美国，美国为了维护其长远利益和权力地位，就必须将打压中国作为其战略重心，美国的全球战略应该服务于遏制打压中国这个战略重心。
拜登及其团队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传统并没有错，这是美国强大并将继续强大的根源，美国必须继续坚持自由市场、民主理念和联盟；对于自由国际主义当前出现的问题，美国需要主动去修补和调整，而不是彻底否定。这样的世界观投射到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异于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思路：面对日益增强的“中国威胁”，美国应积极应对，领导全球新的制度建构和规则建构，不能给中国领导的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给予中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机制的机会。换句话说，美国只要相应调整并修补其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就足以应对中国的威胁，确保美国的继续强大和领导地位。
在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框架下，对华政策只是拜登全球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既可以为实现其全球政策目标而选择在某些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又可以为达成其对华政策目标而选择在某些议题上利用其全球优势与中国进行对抗。其对华决策将更为复杂和多元，而不会是特朗普政府那样将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的国家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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