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青岛五天检测1100万人这件事来说，区级协调需要人、街道协调需要人、居民小区检测需要人、信息发布需要人、信息筛查需要人、维持秩序需要人、信息登记需要人。而考虑到有些孕妇和残疾人实在不能下楼，也需要人进行上门检测。
以上还只是直接检测环节涉及的人员需求，而在上下游环节，几千个采集点的安置分配、运输途中的通勤以及物流环节的入库出库也需要人员。
这么大的人员缺口从哪里找？
一线医疗人员本就是宝贵的战略部队，不能投身这等后勤工作，唯一能依仗的只有志愿者和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亲身经历而言，在武汉抗疫期间，大部分公务员都承担了从区级到街道级再到小区级最后细化到单元级的每一栋楼里的防疫任务。
而被视为制度典范的美国基层的表现如何？
别说确保每一个小区都有政府人员参与抗疫工作，就连最前线的医疗人员，也是各种稀缺。
今年四月，时任纽约州卫生官员的霍华德.扎克奉命组建呼吸机分配小组，他在详细调查本州医疗资源后，无奈的向州长科莫表示：政府无需购买16000台新的呼吸机，因为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使用它们。
文章最后
关于这个话题，曾经和一个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经济师聊过，他说中国的行政体系更适合世界的大动荡时期或战争时期，相对而言，在长时间的和平状态下西方制度更适合经济发展。
然后我反问道：和平真是长时间的状态吗？动荡真是短时间的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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