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格局，印度战略界认识到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
他们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中美战略竞争。印度战略界认为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国家的可能性在上升，中国要将21世纪变为“中国世纪”。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通过双边途径并协调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和遏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进一步增强，发起中美贸易战，中国承受着巨大国际压力。
对于印度来讲，自莫迪上台之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已成为世界一极，他们以此为基础运作其大国外交，希望实现“多极世界、多极亚洲”。
他们认为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以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行动侵犯了印度的势力范围，是要在战略上包围印度，因此其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中“制衡中国”的一面非常突出。
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并希望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希望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取代中国。
但同时，印度决策精英也企图在中国面对美国巨大压力之际，向中国施压，在边界、贸易、中巴关系、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获取好处。
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印度战略界幸灾乐祸，认为中国可能会一蹶不振。同时，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使印度中右翼势力十分震惊。
印度政府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深陷新冠疫情之机挖中国墙角，游说在华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和价值链转移到印度，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去中国化”。但不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印度也深陷其中，而中国已从疫情中走出并开始复工复产。印度政府由于抗疫不力，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衰退严重，其崛起势头受挫。
中国软硬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疫情之后可能将更加突出，印度战略界对此忧心忡忡，一些战略界人士，包括前任及现任高官以及一些前驻华大使，丧失理性，迁怒中国，在印度及西方媒体上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百般污蔑，甚至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并将其上升到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高度。印度政府及战略界的“亲美派”更是趁机提出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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