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盟-印度智库会议”上，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屡屡暗示企业需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人们希望通过多样化和弹性化来减轻对供应链的担忧。因此必须有更积极、更实际的合作模式来克服挑战。”
而在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民众摒弃“绥靖政策”的愿望日益强烈，并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于是，印度政府便以此为借口，一方面加快经济领域“去中国化”的步调，例如禁用59款中国手机应用，限制从中国进口电力设备和零部件等。
另一方面，印度则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甚至高调宣布将划拨大片土地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
澳大利亚：进退两难，夹缝求生
作为美国忠实的“追随者”，澳大利亚紧跟美国步伐，无端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升级，使澳中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为帮助特朗普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夙愿，澳大利亚率先公开表示愿在美国建厂，并宣布在将来要打破中国对稀土和石墨的“供应垄断”。
而后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红酒和牛肉等农产品实施了相关反制措施，更是加重了澳大利亚的紧迫感。
在日印澳三国中，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对中国依赖性最强，再加上其自身经济结构问题，澳大利亚迫切希望将与中国的经贸关联部分迁入日本或印度，从而降低对中国买家的“依赖”。
但是，移除中国后的市场缺口真的能被填补吗？
拿澳大利亚的大麦为例，2020年，中国对啤酒的需求为种植优质大麦的澳大利亚农户带来数十亿澳元的收入。
如今，这些大麦很可能只能运到越南、印尼等国，而这些国家更倾向于用大麦作为牲畜饲料。显然，他们出的价码自然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弹性供应链计划的提出正当其时，不但符合各国的现实需求，还将会为三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效益。
在经济方面，三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在伙伴国之间建立供应链互补关系，调整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地位，从而提升印度-太平洋地区整体的供应链弹性，使印太地区成为一个有“强大的经济动力”的稳健经济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太物流研究所所长马克·高表示，“在有指导的合作框架下，三边的倡议可以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复苏的垫脚石，并推动区域力量重新分配远离中国。”
而在地缘政治方面，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不断深化以及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启，供应链倡议的提出将进一步延长第一岛链封锁战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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