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人都知道，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开始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英国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在1552年导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了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之久。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引发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16世纪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开辟了新的阶段，经济政策如果不是完全逆转，也至少是激烈地改造了，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迸发”，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凝固为保护国内市场、发展高端产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
美国的崛起也同样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这两个重大事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但正是这两个事件使美国人切实地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使美国转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以贸易保护主义、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统一国内市场）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从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功地从昔日的英国殖民地崛起为世界的产业帝国，从而为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树立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榜样。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在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早就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但直到这两个“意外的”历史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开始有意识地实施推动民族产业发展的高关税制度，逐步扭转了以初级产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依附地位，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为20世纪美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意外”事件在当时给美国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决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但正是这种“因祸得福”使美国避免了拉丁美洲直到今天仍没有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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