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感知和判断很大程度上仅代表一种正确性,却并不意味着可行性,因为两国之间的对话不取决于一方的关切,如果无法弥合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则这种对话无论看上去多么“急需”,在现实中都很难变成具体的会谈日程。
朱教授的这种观点不能说是孤立的,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一部分学者在进行这样的呼吁,但是必须看到,决定中美两国国家政策走向的主要力量现在发生了迎面相撞,其他各种意见均已成为“支流”。就一条河而言,是主流决定方向,而不是支流决定方向,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两国进行对话,需要有适宜的外交环境。而当前中美之间的外交环境是怎样的?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王毅外长说,目前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前外交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也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至暗时刻”。
从两年前的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就已经开始“脱轨”。很多专家认为打不起来的中美贸易战终于打起来了。
贸易战打击的不只是两国的进口商和出口企业,中美双方在“模糊战略”下,依靠利益捆绑而并非牢靠地结合起来的“压舱石”正在变得虚无。
对于中美关系,有一个问题必须认识清楚,那就是“模糊战略”是基于中美双方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绝非无条件的。美国给出的“模糊战略”是有“保质期”的。
有人认为,中美之所以陷入对抗,是因为中国力量将随着时间逐渐追上甚至超过美国,美国要保老大的位置。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只强调这一点,而绝口不提中美两国在价值层面的巨大差异,那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
事实上,美国一直是以行车理论来看待国际秩序。在美国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伊朗,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以不同方式行驶在路上的车。如果说美国和它的那些同盟国、伙伴国是沿右侧行驶,则中国、朝鲜、伊朗这些国家则是沿左侧行驶。而这恰恰就是危险所在,因为随时可能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