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
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负担也不无关系。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必须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扩大开放,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