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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