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美国利用国内技术出口管制体系限制对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出口涉美技术和产品,其限制措施不断升级。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同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出口禁令为由,将华为及68家附属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企业必须要经过美国政府批准才可以和华为交易。一年来,美国已将华为及114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华为与美国企业正常的商业往来。不过,美国允许获得“临时通用许可”的美国公司向华为及其非美国附属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转让“特定”和“有限的”产品或技术,截至2020年6月,美国已连续6次延长许可(以后美国可能不再延长许可)。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再次发布法规,专门针对华为修改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规定,当外国制造产品中美国技术含量超过一定比例时,美有权限制该产品出口,此前对中国的最低限度门槛是25%,而新规定拟将对华为出口最低限度降至0,具体内容包括,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如海思半导体)使用美国商业管制清单上的软件和技术生产产品,以及海外企业使用美国商业管制清单上的技术和设备生产产品出口给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均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美国新规将海外芯片代工厂亦包含进去,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华为芯片供应商也不得不遵守美国的新规,台积电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代工企业,其5纳米、7纳米制程芯片制造技术独步全球,为华为提供了其核心产品包括手机、5G设备等所需要的几乎全部高端芯片,而中芯国际主要为华为代工中低端芯片。美国出台新规前,台积电刚刚宣布将在美建设5纳米芯片工厂,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同美交涉、减轻对华为断供压力的筹码,然而,台积电能否凭此获得美国的许可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三,美国动用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工具对华为实施长臂管辖。美国以华为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对伊制裁要求为由对华为高管进行制裁。2018年12月1日,华为副董、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随后,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起23项刑事起诉,并要求引渡孟晚舟,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针对孟晚舟的引渡案做出裁决,裁定孟晚舟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标准,继续扣押孟晚舟。美国利用其复杂完备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制裁华为,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其技术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