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1962年开战之时,中国经济基础本来就大幅落后于印度,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
这三年里,受灾耕地占耕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43%、62%和60%,粮食产量连续3年内递减,1961年粮食产量比灾前的1958年减少31%,1962年粮食产量虽比1961年高13%,但仍比1958年少22%。
相比之下,在当前的新冠瘟疫这场全球“统考”中,中国牢牢掌握了远胜于印度的主动权,抗疫表现堪称全球标杆。
我设定了“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衡量各国/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分别指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比例,以基准时点(4月16日24时)中国疫情数据作为判断各国/地区疫情是否严重的标杆,跟踪计算了7组107个国家几个月来的疫情数据。
我发现,截至北京时间6月22日,即使不考虑印度统计遗漏严重的问题,印度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也分别达到了中国的5.4倍和3.1倍。
根据其快速发展势头,预计印度上述疫情指标7月份即可达到中国的10倍;此后会达到中国的多少倍,我不忍想象。
叁
是集中资源抗击疫情和恢复正在断崖式衰退的经济,还是主动寻衅滋事与中国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印度面临抉择。
其实,地理环境先天决定了中印之间本该和平交往。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成色十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尽管中印一旦开战我毫无疑问会坚决支持本国取胜,但对主动与印度重开战端并无兴趣,相信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一文中,我所敬佩的战略学者张文木就剖析了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印之间和平交往规律: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境,究其原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
基于这一客观现实,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