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今日之“结构”，非彼日之“结构”
学界和舆论界经常强调，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既然是结构性的，就不是利益交换和妥协所能解决的，一定需要结构变化或调整才能解决。这意味着，中美之间是非斗不可、不可调和，直到两国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足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之国际“结构”已经非彼“结构”。
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结构，与一战前和二战前的、包括冷战时期的世界结构既有相似性，也有本质区别。当时，世界经济体系是相互分割的。殖民主义时期，世界贸易主要体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内部贸易。这种情况下，国际政治收益可以带来更多的殖民地，而更多殖民地又能带来更多经济和贸易利益，经济和贸易利益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国家获得、巩固殖民地的军事能力。因此，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往往是当时大国对外政策的一体两面。对外战争所能获得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支持，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在当时的殖民地宗主国，很多中下层人士都把到海外参战或到殖民地工作，作为提高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捷径。那个时候，战争和冲突，往往都是清晰的经济利益目标。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和意识形态都是相互分离的，两国从事冷战的成本也相对较低。苏美之间的贸易额占两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除了二战时期短暂同盟时期以外，很少有超过2%的时候。两国之间在人文领域的联系也微不足道。那种情况下，两国出于对前景的最坏想象而采取冷战战略，决策难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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