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疫情更加剧了在美国的政策航道上进行缓慢的地缘政治漂流的趋势。即便在特朗普公然秉持反欧路线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也成了欧盟的特征。不必指望欧盟在中东、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有一丝独立自主。它的活动范围将仅限于欧洲，并试图加强对东方伙伴关系国家的影响力——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可能还有哈萨克斯坦。
尽管从世界政治角度而言，欧洲仍是最重要的大陆，虽然欧盟具备经济分量，但欧盟在全球层面的消极态度和内部的破碎，使其无法制定出能够使欧盟跻身现代世界政治领导者行列的协调政策。
三、重估国家定义：高效与行动力
在新冠病毒后的世界，国家的地位势必增强——也将有这个需求。国家曾经被所谓自由主义者辱骂和痛斥数千次，被说成是个体几乎所有不幸的源头。如今，它将作为唯一能抵御对单独个体和全人类新威胁的因素重返台前。
多年以来，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都在向容易轻信的消费者灌输“国家即敌人”的理念。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国界，使跨国公司摆脱国家控制和各种限制，打开全面经营自由的大门，以建立统一全球市场，而后实现人类生活各领域的全球化。
“统一欧洲”的支持者在欧洲范围内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目标。民族国家自然成为这些远大蓝图的绊脚石。所以应当削弱它，最大限度地剥夺其经济作用，将这种作用转移到所谓“自由市场”（跨国公司统治权的委婉表达）手中，使人类生活各领域“去监管化”，只为国家保留被架空的社会和经济进程监督者功能。
随着疫情暴发，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咒语落空了。事实证明，在一些领域，若是缺乏有效运转的政府，任何国家都寸步难行。这些领域包括保证外部安全、内部法律秩序、医疗和教育。
疫情之下，国家正在从“暴力机关”转变为“拯救机关”——将民众从私营部门笃定无法战胜的威胁中解救出来。迷信个人主义、金钱和自由价值观的所谓“达沃斯人”，已经被这样的威胁吓呆了。
新冠病毒极大地改变了私人和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维度的平衡，甚至在美国和西欧这样的所谓自由思想堡垒也是如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贾南·加内什在该报上指出：“毫无疑问，最近数月，政治话语的内容发生了有利于国家的变化。不久前还被我们蔑视的‘行政国家’正在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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