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质证危机”。疫后，为了减轻自身罪责，特朗普政府将以极为凶蛮的方式在国际上大造不利中国的舆论，围绕疫情对中国的调查追责压力可能长期存在，内容涉及病毒源头、实验室安全、信息可靠性、中共与世卫组织关系和信息战，通过国会立法、民间诉讼、政客渲染等多种形式进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过程而非结果，因为无论哪种路径，有关司法审议和质证都会旷日持久，给我国带来长期名誉负担和道德压力。或许，把我国长期放在舆论和道德审判席上，不断“毁誉”中国，才是美国右翼极力炒作“追责”的真实目的。
第二个是“经产危机”。疫情转移了人们对中美贸易战的视线。事实上，更大的摩擦正在积酿。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工作虽然年初取得积极进展，但疫情发生后在需求端和供应端都出了问题，在执行机制检视下，其结果将决定新的关税战会不会发生，以及第二阶段谈判还会不会有。
与此同时，美国各行业正重估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渐进出台限制敏感物项对华出口措施。以数字、网络和部分制造业为主要领域，中美产业“脱钩”之势在疫情实际“演练”中进一步扩大，存在发展成系统性“脱钩”的可能。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化活性下降、美国经济衰退、本土就业机会大量丧失，也会从客观上加速“脱钩”。瑞幸咖啡虚假交易事件造成的影响则使中美资本市场“脱钩”不再是天方夜谭。
第三个是“地缘危机”。疫情在战略安全层面也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美军内部发生疫情扩散，直接影响其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计划和战斗力，也使其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动向更为敏感。
事实上，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的自由穿越、抵近侦察活动没有受到疫情影响，频率不降反升。疫情过后，随着五角大楼对海外军事行动“冻结令”的终结，美军在印太部署和活动的全面恢复，以及台湾蔡英文当局第二任期开启，两国民族情绪更加激昂，中美在东亚、东南亚海上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比疫前升高而不是降低，面临更大预算压力的美军也可能更卖力地炒作“中国海上军事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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