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疫情之前就已濒于“新冷战”、“准冷战”状态，疫情发生后更坐实了这种状态。
这场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美国的制度弊端均得到彰显，政治自信一升一降，美国的对华敏感心态更为深重，“制度之争”明确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重大因素。
中美在疫情期间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对双方民意产生了极大塑造作用，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成为主流，对政治、新闻领域的具体摩擦事件的处理重现冷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
皮尤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目前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负面评价，2017年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为47%。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主要威胁。
对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来说，这场疫情是“非传统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已不需要在国内再进行一场对华竞争战略调整的动员，动员已经近乎完成。而在太平洋另一边，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中国国内共识的趋于形成，新的对美战略即将揭开面纱。
至此可以判断，中美关系将正式开启“后疫情时期”，迈入恶性竞争的历史时期。对华竞争是美国既定战略。以更加主动的斗争精神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中国外交的变动方向。“针尖对麦芒”式的相互调整决定了未来中美互动将更为紧张。
在前头等着中美关系的，有四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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