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经济民族主义模式,它最终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目标。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这与前任奥巴马政府以及目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所奉行的美国霸权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存在重大差异。“美国霸权”概念的外延大于经济范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换言之,霸权地位并不必然给美国带来经济收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需要牺牲经济收益来换取政治或军事收益。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措施恰恰是专注于美国的经济收益,客观而言,这是美国当前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拜登的政策反映的是美国正在消逝的霸权情怀,特朗普却向美国人展示美国的权力现实。
当美国的权力利益发生变化,它所借助的意识形态外衣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美国推出了所谓的“公平贸易”。他们并不在乎美国是不是扛着“自由”“民主”大旗,不在乎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也不在意其他国家是否觉得美国“自由”“民主”,他们看重的是美国应得的经济收益,是贸易顺差,是就业岗位。中国抢夺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要反对中国。这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视阈下中美竞争的逻辑延伸。
第三是民族主义认同模式,它服务于美国的自我认同目标。在新冠疫情下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追求的利益并不完全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也不是美国的经济收益,而是要应对美国的自我认同危机。
疫情暴发之初,特朗普政府竭尽全力淡化疫情的严重性,试图在大选之年保经济,保选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疫情控制不力,特朗普不一定败选,但拯救不了美国经济,特朗普一定败选。当疫情越来越严峻时,特朗普政府不得出来应对,但这时美国社会更多的问题接连暴露出来。面对几十万确诊病人需要救治,医疗器材却供应不足,反应出美国工业空心化的硬伤。上千万失业大军等着领救济,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掣肘和指责推诿,反映出美国政府效能和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