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竞争方面,过去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压力。美国商务部正酝酿加大对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的技术出口限制,白宫方面也加大了与商务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协调力度。为应对疫情挑战,很多国家开始更多使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这进一步彰显了高科技对于维护国家福祉和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或会加速展开,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之间围绕技术的博弈将更趋复杂。
第二,在地缘政治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上升。疫情发生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并未采取善意与合作性的态度,“台独”势力试图利用疫情因素推进其政治议程,两岸关系受到破坏。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得到实质性增强,特朗普签署的《台北法案》提出支持台湾与美国、日本等发展“独特关系”,这严重损害中美政治互信。世卫组织仅限主权国家加入,但一些美国议员和前官员却提出让台湾人士担任该组织总干事的荒唐建议,这对中国大陆而言具有很强的挑衅意味。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警告说,近年来,美中围绕台湾问题的沟通已经显著弱化,在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之外,不应再爆发台海危机。
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在全球的一举一动似乎变得愈加敏感,总是通过战略竞争的棱镜加以审视。中方为欧洲国家提供的援助被美方视为一种地缘政治挑战,华盛顿担心中国通过所谓“口罩外交”扩展在欧洲的影响力。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拉法诺在讨论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时指出,美国要加大在欧洲、非洲等地区对中国的制衡,并通过“四国机制+”的方式进一步在印太地区强化对华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