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大国战略竞争的最显性表现就是影响力的竞争，而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时候所间接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扩张。其次，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变化，客观上会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换言之，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即使双方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意愿，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的竞争，并且可能会随着双方竞争的升级而冲突加剧。最后，在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之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反而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差异凸显得更加真切。
意识形态在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会否出现。大部分的中美学者和专家都认为，美苏冷战的历史类比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原因除了两个大国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世界像冷战期间一样分裂为两大集团之外，中美之间也没有和当时美苏之间一样激烈的、零和式的意识形态对抗。但是，另一方面，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似乎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换句话说，如果以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一端，以完全不具备意识形态因素的大国竞争为另一端，这中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其他实现形式。事实上，也许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来描述中美当下的情形最为贴切。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图和行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竞争升级，从而导致双方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奥巴马政府前任官员麦艾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的逻辑。他问道，中国到底是在积极地推动"中国选择"以取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还是试图增强中国自身选择的合法性？他还说，问题在于，中国旨在后者的行为或许也可以达到前者的效果。如果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可以用"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来概括的话，当下的中美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如图1所示。
图1 意识形态因素在大国竞争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中美双方都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竭力避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首先，就像应对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一样，双方应当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充分理解自身行为对对方不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应当看到，囿于相对实力的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局，从整体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在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自信心下降，不安全感和敏感度大为上升。事实上，美国的不安全感的门槛是相当低的，冷战后其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得哪怕仅仅是一个有潜在可能的竞争者出现，都使其感受到威胁。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并没有意图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借鉴别国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同时，美国应当避免用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来描述中美关系，更应当坚决抵制一些强硬派所提出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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