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合作和竞争同时上升，使得意识形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激烈交锋不多。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问上海的时候，尽管谈到了美国所信奉的"普世价值"，但是也表示，"每个国家必须规划自己的道路"，美国"不寻求将政治制度强加于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亚洲的时候，提到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妨碍双方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合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的杰弗里·贝德在其著作中谈到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中国崛起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塑造有利的亚太地区环境，其重点在于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影响，没有提到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议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开始以新形式对中美竞争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双方在一些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新形式的影响更加间接和隐性，却可能更加广泛。例如，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上的不同的竞争性主张，其根源来自两国不同的国内互联网治理方式。因为双方竞争的加剧，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显现，并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三、战略竞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尤其是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彻底转变，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宣告了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依然致力于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并未被特朗普政府极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政策所影响。但是，中国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关系已然出现质变，不太可能回到过去。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来说，美国一些人似乎有种"幻灭"感。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标志性文章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和行为都与美国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也意味着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可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有的认为接触政策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有的认为判断接触政策最终能否改变中国的时间段还要继续拉长。换句话说，即使是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批评者似乎也同意，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在中美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内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太地区的"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展开。美国国防部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将这种"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竞争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2018年10月一次引人注目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更是妄加指责中国"试图影响"和"干预"美国政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类似于彭斯该讲话内容的文章。黑莉在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之后，指出中国对美国形成了"智识的、技术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挑战，并且夸大其词，提出应对中国的挑战关乎"生死存亡"。极端者如史蒂夫·班农则直接认为中美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最近的两次讲话中，更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表示美国不应当无视"两种体制的基本差异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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