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小布什政府似乎依然期待中国发生美国想看到的经济政治变革。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贸易是推动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的一个工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所蕴含的自由将引导人们追求公共领域的自由。我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继续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罗伯特·佐利克在其讲话中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改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康多莉扎·赖斯表达了类似看法，并指出美国的手段应具有现实性："我坚定地相信中国会进行政治变革……美国应该也必须继续倡导一个民主的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复杂程度，美国政府影响其内部发展的直接工具相当有限。美国只能依靠开放市场的力量以及促使中国人民通过大学和公司等接触到外部世界。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很有可能会遭到抵制，甚至会适得其反。" 在小布什政府任内，由于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信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较小。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领导层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这体现在双方领导人高频率的会晤上，美方继承上届政府的对话机制并主动将其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也主动建议双方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积极的政治意愿，中美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在这个时期却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曾私下把中美关系比作水球比赛，表面上，这是一个有规则的比赛，目标是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但是他承认水面以下却是"拉扯、抓挠、暗算"等各种小动作，其目标其实是完胜对方。在这段时期，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经贸问题上，在南海和东海争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安全议题以及网络安全等新生议题上，中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和摩擦相当激烈。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加深。中国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针对中国，想要削弱乃至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则认为中国自2009年以来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甚至要挑战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亮点主要包括拓展积极合作以及限制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后者包括在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和谅解。第三，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尽管大辩论未必有绝对共识，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声音整体向更加强硬的方向转变，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期待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革，似乎越来越不现实。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公开表态较少，但是一些非官方人士如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记者孟捷慕则在其书中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蓝图推进改革。此外，中国国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在国家安全、反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也被美国认为与其所期待的政治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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