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跨越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主动提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而是其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对于美国的政策"。中美双方于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也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8年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而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再度表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尽管有这些原则性的政策声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对关系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简而言之，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中国的发展方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小。反之，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小。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缓和进程的暂时受挫以及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恶化了美苏关系。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力量，并且以越南为代理人在印度支那进行扩张，也使中国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中美之间加强战略关系的需求推动了延宕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两国终于在1978年底完成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81年里根上台，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给中美关系带来了短暂的震荡。中国领导人也鉴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考虑与美国适度拉开距离以及与苏联松动关系，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经过双方的磨合和努力，中美关系逐渐回温，并以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为标志达到高峰。美国总统里根在回访中国期间，于4月30日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他特别提到，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政治制度也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些不应当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在美国得到正面评价。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的转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中国官员的开放和务实程度远非苏联和东欧哪怕是最开明的官员所能比。基于此，邓小平继1978年之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里根在1984年访华结束的回程途中，也对中国在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大加赞扬，并认为"自由市场精神"的出现和勃兴有助于中国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在这一时期大幅提升。盖洛普民调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有正面印象的美国人占比从中美建交前的21％上升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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