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双方都应当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谦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较为容易，因为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继续单纯保持内向性也许将越来越有挑战性。对美国而言，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则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简单划一"，甚至高度内化到不自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人们通常注意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程度令人吃惊……观察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不是在他们谈论国内政治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谈论国际政治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谈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关系的时候……在一个普通民众参加的世界性大会上，谁会不知道美国人会说什么呢？他会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靠近或者远离民主。他会毫不费力地判断，什么制度是最好的，什么制度应该被赞美，什么制度应该被效仿。最好的就是民主的，民主的就是最好的。"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从晚清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开始，就抱持着一种改造中国的热情。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韩德正是通过研究早期的中美关系史而发现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现象。无论如何，美国需要认识到，对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 。另外，对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来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其实是常态，美国不必为此感到担忧。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在冷战初期，美苏之间的竞争持续给历届美国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回应国内要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如杜鲁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给世界上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们带来激励和启迪……我们就必须纠正自身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所有良性的、健康的竞争都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把对方的事情弄糟。美国正是靠国内变革赢得了冷战。幸运的是，两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中美各自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通往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正义以及一个对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始于国内"。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则无疑是两国和世界之幸。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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