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思路以中国为代表，表现是坚决地执行，无论是阻断内部传播还是外部输入，一声令下，国民虽然说不上所有人绝对服从，但大趋势还是能把个体约束到集体规则上来，从而实现目标。对此大家已经熟悉，不再赘述。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也能看到这种思路的影子。
但西方有两个很大不同的“方情”：1、作为现代民主的发源地，西方民众不具备东方人那样的集体精神和纪律性（这里不说谁好谁坏，大家只是不一样，下同）；2、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中国国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为了一个省而倾全国之力的可能性，这不符合西方“地方较强中央较弱”的治理体系；此外，疾病早已在西方国家扩散，各国也组织不起这种支援力量，甚至一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不说支援，连停工休整都会造成经济死亡，进而导致战疫崩溃。
西方的政治家和科学家非常清楚这种局面。既然严防死守阻断传播是不可能的，那就理性地退而求其次，核心目标设定为设法降低死亡率。
这一做法要能成功，关键在于两点：1、救助体系不能崩溃，因此万不可发生医疗挤兑；2、医疗资源优先用于最需要的病人，不能浪费在轻症患者身上。换句话说，国家可以接受病例总数增长，只要危重症患者数量没有超出医疗能力，最后坚持到疫苗问世或者病毒减弱就是胜利。没错，西方的胜利标准与中国不一样，两者不适合也不可能直接对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预见西方政府的操作会是：1、宣传上，在疫情初期可能会强调一些严重后果（例如预测最不济情况下全国大部分人感染），以便将民众“吓”回家里减少传染；但随着病情进展，又会转为适度淡化疾病风险（例如强调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轻症），以避免挤兑医疗资源和造成交叉感染。但无论如何，核心都是保护宝贵的医疗资源；2、大型活动、上课、上班等该取消还是取消，预防病例爆发式激增冲破医疗防线；3、为了节约医疗资源，只要不是危重患者，都应设法自己解决，因此普通民众会遇到“看病难”，这从前几天越南症状不严重的富家女在英国死活做不了检测，最后只能包机回国确诊的案例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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