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贤良与文学仍不时流露缅怀汉代初年无为而治的痕迹,欲借此建构心中理想的经济模式,从而批评汉武帝以及当代汉昭帝的经济政策,其言论显示了绝不妥协于建制的文人风骨。难得的是,虽然他们大力抨击国家政策,但朝廷在盐铁会议后,仍拜他们为“大夫”,足见其胸襟,是真心缔造真正的“和谐 社会”。虽然双方言辞激烈,但颇有“和而不同”之气氛,如此开 明的论政风气,容许士人在公开场合大胆非议朝政,事后亦没秋后算账,这在大一统历史下鲜见,亦足以使后世的独裁者汗颜。
在反干预主义者心目中,国家官员直接经营经济活动,就是与民争利,直接打破了老百姓的饭碗,影响人民生活,是极不合理的,故必须加以痛斥。长远而言,这亦使中国的工业受到抑压,国学大师钱穆于《中国文化史导论 · 第六章》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 寻。” 本来中国的商业发展形势大好,但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 再也萌不出芽来。”
贤良、文学不像司马迁般鼓励奢侈消费,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 · 货殖列传》)的自由主义信徒,他 们是倾向“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的儒家学者,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传统儒生,同时也深受汉初以来 黄老思想的影响,这是汉初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结果,在往后大一统的历史中,是难以复见的文化盛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