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看，2019年因为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私人投资连续三个季度衰退。美国政府把私人投资反弹，作为今年推动经济实现较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面临疫情和经济如此不确定的时刻，私人投资者避险情绪强烈，“握紧腰包”过冬，将导致CBO预测的2020年美国私人投资增长4.3%的希望落空。因此，当美国消费和投资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经济必将更加艰难。
第三，美国应对政策空间有限。从财政政策看，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23.2万亿美元，严重影响特朗普政府推出千亿级规模救助计划的能力。加之两党之争、府会缠斗白热化，民主党更不愿在大选之年为特朗普的巨额财政支出背书买单。美国财政应对经济风险的空间有限。从货币政策看，美联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导致在经济稳定的时候没有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目前，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仅为1.25%～1%，降息空间十分有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高达4.25万亿美元，“量化宽松”空间也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存在“流动性陷阱”风险，刺激效果恐难如愿。可见，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美国或将捉襟见肘。
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到，疫情发生前美国经济已经连续扩张127个月，失业率处于60多年来最低，中低收入者薪资不断上涨，金融监管日臻完善，经济具有一定弹性。出现2008年系统性金融危机和世纪性大衰退的可能性不高，但发生伴随股市暴跌、疫情蔓延的经济衰退可能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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