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患者增加,韩国的整个医疗系统由于无法收治更多患者而很快就会陷入崩溃,武汉最后的成功经验是小汤山模式加方舱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将所有病患收治,进行隔离治疗,而不让他们在社会上成为新的传染源,如果韩国不采用中国已有的成熟模式,最终将导致重症患者和病死率增加,这也是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重症率高、病死率高的真正原因。再者如果韩国整个医疗系统无法收治更多患者而崩溃,韩国也没有条件像中国那样全国大规模支援武汉这样的情况,因为韩国沦陷的是整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如果这样,韩国可能会放弃对所有患者的救治,而任由其在家隔离自愈,成为新的传染源,自愈不了的,便任其死亡,美国媒体报道,现在美国许多新冠肺炎患者就是被当成流感对待而死亡的。
第三、韩国、意大利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这种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应对这种大规模疫情方面天然就缺乏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在韩国,在疫情已明显开始爆发的时候,某教仍然在组织大规模集会,政府却管不了,而且反对派仍然在组织推翻总统文在寅的大规模抗议集会。在伊朗疫情爆发地库姆也是因为疫情出现后仍然在组织大规模集会,使得疫情爆发不可收拾。在意大利, 疫情爆发后,疫情中心仍然在组织数万人参加的蕃茄狂欢集会。显然,这些国家在中国爆发疫情后并没有立即组织有效备战,甚至本国疫情爆发后也没有进行有效防控,而政府在面对这种疫情时也并不能有效组织防控,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只能任疫情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