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生物威胁,特别是2001年发生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以来,美国对生物安全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4年4月,时任总统布什签署《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令,涵盖美国生物防御计划的四大支柱——“威胁感知”“预防和保护”“监视和侦察”以及“救援反应和重建”。2009年12月,奥巴马签署《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全方位阐述了美国未来应对生物威胁将采取的七种“武器”。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形成了全面应对各种生物安全威胁的系统性国家级战略。
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自然发生、意外事故或人为故意造成的生物威胁并重,提出了增强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建立迅速响应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后恢复工作共五大目标。到此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201”瘟疫预演可以在美国开展了。
而遗憾的是自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发生以来,这17年中,我们并没有一场系统性、全面的预演,大家谈“非典”色变。与美国“201”瘟疫预演形成反差的是在新冠病毒的爆发地武汉,2019年4月23日也举行了一场预演,是一场军运会医疗保障预演。不难看出,我们对于国家生物安全防御并没有足够的意识!
如果有这种意识,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石正丽教授,根本没有必要恼羞成怒让别人“闭上臭嘴”。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也预设了“多个国家一直在寻求秘密生物武器方案,一些恐怖主义团体也在试图获取生物武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病原体都被存储在缺乏适当生物安全措施的实验室中,而在那里这些病原体存在被恶意行为者转移的可能。同样,一些实验室没有适当的生物防护或生物安全协议,这可能导致病原体通过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爆发或被意外释放到环境中。”这样的可能。更何况您身处武汉,又是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又是专注研究蝙蝠病毒的“女侠”。或许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警觉您在各种国际合作中、实验管理中是否有生物安全的风险。清者自清,法律自会还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