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水木然认为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
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
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谁干实业谁倒霉。这是客观情况。那就会出现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投机越盛，社会高利贷越盛行，这是相辅相成的。
同理，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直接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价格，导致地方债的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也是这种病因所造成的，国家就得宏观调控，但是债务与利率都上升，宏观调控就面临两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内的资金价格高，调控困难，导致海外低息资金大举进入，正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海外资金一进来直接打垮国内高成本资金，当有人高歌着高盛养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高盛来根本不是养猪的，是携带着海外几乎0成本的资金来打你的。没点起码的常识，就说你看连高盛都来养猪了，可见我们的养猪业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完全不看中国的畜禽养殖业是严重过剩的。
海外投资我们几乎无法竞争，因为人家资金价格太低，我们又主张对外开放，于是有通过投资实业达到曲线收购，导致我们现在21个大类产业2/3是外资超过绝对比重，苦哈哈干半天，人家不是来剪羊毛，而是连羊都占了。辛辛苦苦放了一堆羊，还得压制反抗，可2/3是别人的。
接着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海外投资的高收益回流资本市场，又造成资本市场高收益，所以美国的所谓标普500股票的指数经常是高的，按说应该低，但因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带动美国股市长期在高点上。有人据此抱怨我们的股市上不去，因为经济学家没解释清楚这种输入型危机。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条虚线告诉人们，我们其实用环境代价，劳工社会成本代价在向他们做极低价格的商品输出，来帮它维持低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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