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巧的是,上面这些冲击正好发生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2019年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一季度的6.4%回落到三季度的6.0%,普遍的预期是四季度可能会跌到6.0%以下,并且因此触发了是否需要“保六”的争论。所幸的是经济在四季度稳住了,消费、投资与生产的环比增速还出现了小幅度回升。但如果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势必会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与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政策应对措施。
相比较而言,宏观政策的重头戏应该放在财政政策方面。关于财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首先,经合组织为财政健康划过两道边界线,一是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二是公共债务低于GDP的60%,这两条线的关键是政府的整体资产负债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没有必要。
其次,中央、地方的财政要算总账,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扩大赤字,但地方平台融资收缩,总体看来政府的总开支不仅没有扩张,反而还减少了。
最后,财政扩张不能总是重复“铁公机”那老一套,这次应对疫情尤其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增长,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民生、稳社会。参照美国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国务院或许可以经全国人大授权,建立一个专项的紧急“救助基金”。
具体可以考虑在如下五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