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双方的六轮会谈，加上之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在华盛顿的交流，最后邓小平出面，先后四次会见伍德科克，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在《中美建交公报》的英文文本中，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仍然保留使用acknowledge，中文文本中与acknowledge相对应的中文表述从“认识到”变成了“承认”，但是动词相应的宾语都从“一个中国”原则变成了“中国的立场”。中方通过在中文文本中成功将“认识到”变成“承认”，加强了美国对“一个中国”的责任承担，而美方通过坚持在英文文本中保留使用acknowledge，继续争取回旋空间。这一用法也延续到了双方之后签订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中。
半个世纪以来，这个acknowledge就像被棉花包裹的一根针，成为中美掌心里“玄之又玄的秘密”。当双方和和气气的握手时，彼此都不会觉得刺痛，但是当双方从握手变成比手劲时，棉花就包不住针了。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所以不能尽如人意，是因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通过中美关系正常化，缓解自身的内政外交压力。1971年，中美就《上海公报》进行谈判时，中国内部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外部不但长期遭受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因为中苏交恶而被孤立，苏联不但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同时也发出核武威胁。1978年，中美就《建交公报》进行谈判时，中国国内刚结束了十年文革，急需开展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外部即将出兵反击越南，联美抗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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