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包含了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两党政治的极化、种族与宗教矛盾激化、中产阶级群体的愤懑、大众对权势集团和精英治国的不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高涨、“美国至上主义”左右对外关系以及对多边机制和国际责任的逆反等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多方面含义。中美关系首当其冲，成为其外溢效应最突出的受害方。随着美国进入新一轮选举政治周期，抨击和打压中国这个主要对手是政治上的得分选项，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更不容乐观。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在战略竞争的主题下，摩擦与紧张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对抗将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太大而不能倒”的效应遂使“管理”（风险/分歧/竞争）成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关键词。中方去年以来提出，中美两军应该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可以认为其要旨在于强化管控风险机制，这一点似也得到美方的认同。
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真正出路还在于基于历史、面向未来的积极构建。为此，需要深刻认识中美新关系格局的特质，即“超大”与“超复杂”的组合。这一特质包含了中美两国巨大的现实能量和各自的历史遗产，及其与当今国际大变局相互作用的深刻关联。因此，将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的变化归因于任何一方政策的转向，是失之于狭隘的思维。只有以历史演进的大视野看待中美新关系格局，我们才会有更加开阔的思维与积极的心态面对当下的困难局面。况且，以往中美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打破困境的创造性举措往往是逼出来。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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