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强防范、制衡和对冲措施为标志的战略竞争取代了对话、交往与合作,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导面。
第三,作为新关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面的变化同样是根本性的。中美两国在经贸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关系,随着中国经济能量的全面提升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成为全球经济供应链和价值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形成了相互牵制的重要关联。
最后,中美各自都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段,国内政经局势的复杂变换伴随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激情,对当下中美之间重大议题的处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牵制。
再看主要的不确定问题
首先,两国关系基本的走向问题。未来五年的事态发展将决定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滑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太大不能倒”的务实主张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对此,中美贸易战及谈判结果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指示性意义。如若中美能克服过渡期的严峻挑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逐步建立一种适应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格局的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