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上述经济模式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却凸显。印度服务业就业人口有限，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承接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印度近半人口就业于劳动效率极低的农业，收入微薄。因此，印度此前数年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就业大量增加和贫困人口急剧减少。由于选举的政治特性，政府每年花费大量资金用于为穷人提供各种补贴，限制了其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印度虽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不高。如不能提供就业，所谓人口红利只会加剧财政负担和社会不稳定。
印度推动制造业发展成为新动能也困难重重。印度希望承接中美经贸摩擦中意欲外迁的制造业企业，但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能力。印度《土地法》导致征地难、《劳工法》对劳动力过度保护且劳动力素质较低、银行坏账问题限制信贷增长等因素，限制了制造业大规模发展，相关结构性改革至今难以取得突破。此外，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窗口期有限。印度还面临来自越南、孟加拉国等国的竞争。
社会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制约也不容低估。一方面，印度政府积极推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加剧了民族宗教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种姓制度的影响仍难以消除，阶级固化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配置和社会发展活力。
印度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善，中长期重回高增长通道仍需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释放新红利，或利用其他发展机遇发掘新增长点。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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