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威胁”的判定应更为精准,而不要随意夸大;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应追求可实现的、现实的目标;美国对“一带一路”等中国提出的政策主张进行指责,但相关国家却并不全然认同。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艾立信(Andrew Erickson)称,美国应当奉行“竞争性共处”原则,“不要整体打压中国,而是要反对它的有害行为”。
二是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关系上推动“脱钩”成本高昂、难以实现。前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指出,美国不应武断地认为,在对抗中国方面,盟友和伙伴必然会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华“脱钩”将引起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关系的急剧重组,而这会给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少冲击,难免损害它们对美国的信任。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同于美苏冷战,中美是两个相互关联且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经济体,当今最具决定性的争夺将发生在经济领域,虽然有人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冷战,就必须切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说服其盟友也这样做,但这种做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求美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损失,还要对盟友损失进行补偿。
三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与中国开启真正的战略对话,而这种对话应聚焦于如何防范双方从竞争陷入对抗。大多数美国智库专家都认为,避免美中陷入恶性对抗和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遏制中国或者是与中国开打“新冷战”并非可行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