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前期去杠杆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了经济长期韧性,但也带来了内需下滑等短期阵痛,贸易摩擦还令去杠杆的冲击放大。
但2019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全面转向带来了金融条件的整体宽松,中国经济内、外压力共振的风险相对缓释。
尽管短期大幅宽货币仍受到结构性通胀的制约,但汇率弹性的增强、财政政策的发力、金融开放的超预期打开了政策空间,对经济形成了内在支撑,也令经贸谈判重回“双向平衡、平等互利”的轨道。
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为连任捞取筹码毫无疑问是其推动贸易摩擦缓和化的重要动因。
从政治上讲,随着民主党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当前两党政治理念极化的倾向下,政策立场冲突加剧也迫使特朗普亟需在贸易领域,特别是在农产品进口等问题上取得实绩,以便在选情中占据主动。
对美国而言,尽管当前美国的国家决策某种程度上被特朗普不同寻常的个人论调和行为所代替,但尝试重塑全球化贸易规则,长期延缓新兴大国崛起以维持其引领世界的优势,已经成为守成大国政策菜单上的两党共识。
中美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等长线扩散的态势日趋明显,但与历史上的美苏、美日博弈不同,由于经济实力更为对等,中美之间“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更为显著,也令博弈形态趋于柔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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