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关系上推动“脱钩”成本高昂、难以实现。前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指出,美国不应武断地认为,在对抗中国方面,盟友和伙伴必然会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华“脱钩”将引起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关系的急剧重组,而这会给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少冲击,难免损害它们对美国的信任。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同于美苏冷战,中美是两个相互关联且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经济体,当今最具决定性的争夺将发生在经济领域,虽然有人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冷战,就必须切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说服其盟友也这样做,但这种做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求美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损失,还要对盟友损失进行补偿。
三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与中国开启真正的战略对话,而这种对话应聚焦于如何防范双方从竞争陷入对抗。大多数美国智库专家都认为,避免美中陷入恶性对抗和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遏制中国或者是与中国开打“新冷战”并非可行的政策选择。
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认为,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实现共处(co-existence),对华竞争应着眼于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四大领域确立相对于中国的有利条件和地位。
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美中可以构建“合作性的争斗”(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他强调“这种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与中国分享权力,而不是控制中国”。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何瑞恩(Ryan Hass)等提出,在两国关系紧张因素更趋凸显的情况下,美中双方需要坚持“无意外”原则,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并就外太空安全、人工智能军事化等新兴问题展开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