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粹主义浪潮在全球加速蔓延。由于贫富分化愈加严重,深层次的不公加剧了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与对立,普通民众看不到未来,社会上反建制(即反当权派,有左有右)、反主流、仇外、仇富心态十分强烈,直接表现为“左派更左、右派更右”。民粹力量(反建制派)在英国、意大利、波兰等近20国上台执政。
有些新政权内部,利益集团纷争更加激烈,新老力量博弈加剧紧张局势,为外部势力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特朗普动辄向贸易伙伴挥动关税大棒,导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持续走低,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一降再降。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上台,助推“无协议脱欧”,也削弱了全球资本和投资的信心。
4、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目前世界经济处在新旧动能的换挡期,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但仍未出现成规模的经济新增长点。全球90%的经济体增速放缓。各主要经济体陷入“存量博弈”,跨国公司被迫考虑建立双重供应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5年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今年10月的报告又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降至3%,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低。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报告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预期,从2.6%大幅下调至1.2%,为2009年以来最低。
5、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暗流涌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全球治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供应链”与“需求链”不相匹配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与同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二是中国崛起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跃升势不可挡,与美国不遗余力占据各类物质财富生产和研发的制高点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
三是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使防范、发展与安全成为相互撕扯的难题。
四是美等西方国家深陷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无力通过解决内部问题来激发活力,只能把内部治理不善归咎于全球化,到外部寻找宣泄口和替罪羊。